曾几何时，联合国的专家断言，中国的黄土高原是一片“无药可救”之地。
"沟壑纵横，水土流失；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是过去外界对黄土高原根深蒂固的印象。
在64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曾经存在着27万多条长度超500米的沟壑，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满天黄沙遮蔽天日，树上难觅鸟儿身影。
为治理黄土高原，中国走过了一段相当艰辛而曲折的历程。
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这里的植被覆盖率高达53%,葱茏的森林与广袤的草原交相辉映,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然而随着战争的频繁爆发,人口的急剧膨胀,大量茂密的林地被开垦成农田,植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到了北宋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已降至33%。明清时期情况更加严峻,由于人口的进一步激增和农田的大规模开垦,这里的植被覆盖率骤降至15%。
至清末民初,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仅剩6.1%,昔日葱茏的森林不复存在,广袤的草原也所剩无几,满目皆是荒凉贫瘠的黄土地。
与植被锐减相伴随的,是土壤侵蚀的日益加剧。
由于黄土疏松多孔,遇水极易冲刷，失去植被保护的土壤更是任由风吹雨打,塬面、梁峁、沟壑,随处可见水土流失的罪证。
据估算,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塬面的侵蚀沟数量多达1789条,至清末更是新增2409条。
不堪侵蚀的土壤最终汇入黄河,致使河水含沙量急剧攀升。
明清时期,黄河年均输沙量约为10亿吨。
这一数字在1800年更是攀升至16亿吨的历史最高值。
巨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导致河床不断抬升,形成"地上悬河"。
据记载,黄河下游的开封段,河床甚至高出城区7-8米,最高处更是达到10米以上。
为防范洪水泛滥,两岸的堤防不得不年年加高、季季加固，即便如此,黄河决口改道的悲剧仍在频频上演。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平均每年决溢1次以上，每一次决口改道,都会给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除了洪涝之害,土壤侵蚀还导致大片农田肥力下降、加速退化。
据估计,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坡耕地每年每平方公里就要流失8吨左右的表土。
肥沃的土壤流失殆尽,留给农民的只有贫瘠的黄土地。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在陡坡上继续开荒种地,又引发新一轮的水土流失。
如此恶性循环,使当地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农民生计日益艰难。
水土流失、洪涝不断、农田退化、粮食欠收,经年累月的生态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场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
处在苦难深重的黄土高原,许多农民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乞讨流民。
一个个昔日安居乐业的村庄,也因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而日渐凋敝。
"穷山恶水出刁民",用来形容黄土高原的困境再贴切不过。
正所谓"黄沙漫天、鸟无栖树",当时的黄土高原俨然已成为"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饱经苦难的黄土高原终于迎来了重建家园的曙光。
1949年9月,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重建也被列为国家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实地考察黄河,并多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者们三代接力、砥砺前行,付出了巨大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和挑战,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工作也是任重道远。
为了遏制水土流失,恢复植被覆盖,坡面治理率先拉开了序幕。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要想控制水土流失,关键是要减少地表径流对土壤的冲刷，而要减少径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缩短坡长。
因此,黄土高原大规模兴修梯田的序幕就此拉开。
参加梯田修建的党员肩挑背扛,将黄土从山脚一筐筐挑到山腰,然后小心翼翼地筑起一道道横向的堤坝。
堤坝之间再用纵向的土埂隔开,修筑成一块块阶梯状的田地。
干活的时候,脚下的黄土常常会突然塌陷,把人埋进去，那时候条件过于艰苦,很多人牺牲在梯田建设的工地上。
与修梯田齐头并进的,是大规模植树造林，马尾松、侧柏、山杏、柠条等适合黄土高原生长的树种被大量引种。
飞播造林、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各种造林方式轮番上阵，仅1956年一年,黄土高原地区完成造林面积就达450万亩。
与此同时,为加强造林成果,各地还普遍推行了禁牧、禁樵等制度,对植被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经过十多年的坡面治理,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初步缓解,为下一阶段的综合治理奠定了基础。
60年代后期,黄土高原开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治理。
山坡地依然是治理的重中之重。
在继续坚持造林种草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植被的固土保水功能。
种植的树种、草种讲究配置搭配,乔灌草结合,发挥群落整体效应。
比如树冠层常选用枝叶繁茂、根系发达的乔木,灌木层则配置耐旱耐寒、枝叶茂密的灌木,草本层选用根茎发达、耐践踏的草种。
三者搭配,错落有致,形成完整的植被防护体系。
与此同时,沟道治理的力度也在加大。
一方面加快淤地坝建设,拦截泥沙,减轻下游压力。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90年,黄河流域共修建淤地坝11万座,拦截泥沙约200亿吨。
另一方面,还大力开展了以"拦"为主、"拦排结合"的沟道治理工程。
通过修建谷坊、潜堰等拦沙设施,使泥沙慢慢淤积在沟道中,不仅减轻了下泄泥沙量,还逐渐夷平了沟道,改善了生态环境。
农田水利配套建设也同步跟进，黄土高原地区普遍推广了梯田—水平沟—暗沟—蓄水池的"四位一体"农田水利体系。
将雨水引入梯田,然后通过水平沟汇流,流经暗沟减少渗漏,最后储存在蓄水池内。
这一套组合拳,有效解决了梯田灌溉难题,大大提升了农业抗旱防涝能力。
综合治理初显成效,年入黄泥沙量由1950年代初的13亿吨下降到60年代末的8亿吨,实现了"三年一递减"的目标。
不少塬区农田也摘掉了"望天田"的帽子,实现了粮食自给。
进入70年代后期,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始成为主攻方向。
所谓小流域治理,就是以自然形成的小流域为单元,对其实施全方位的系统性治理。
相比坡面治理和沟道治理,小流域治理更加强调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和经济条件,量身定制治理方案。
在陡峭的山坡地带,通常以植被建设为主，通过合理配置乔灌草,构建稳定的植被防护网。
必要时辅以修筑等高土埂、山坡截流沟等工程措施,形成庇护山体的"铠甲"。
而在川台塬区,则以修建梯田、淤地坝为重点。
通过梯田化减少农田坡度,利用淤地坝拦截泥沙,不断改良土壤,夯实农业基础。
在沟壑区,拦沙坝工程则成为治理骨干，通过在沟道中修建拦沙坝,削减泥沙下泄,实现以沙治沙、以坝保塬的目的。
在工程治理的同时,还普遍建立了完善的管护机制。
比如在工程管护、植被抚育等方面,采取大包干到户的方式,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许多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水保协会,对工程进行组织化管理。
通过综合治理,许多小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不少荒山秃岭重披绿装,昔日干涸的溪流也重现潺潺水声。
90年代末,小流域治理进一步发展,开始向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的方向迈进,不仅要改善生态,还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在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林果、中药材种植、草产业等特色产业。
许多"三农"服务措施也开始向小流域倾斜,使治理成果转化为农民的"真金白银"。
1999年,国家启动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截至2020年,共投入资金5000多亿元,建成退耕还林还草面积8亿多亩。
作为重点治理区的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提高到了60%以上。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水保项目也在黄土高原密集启动,包括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建设、淤地坝除险加固、坡耕地综合整治等。
经过70年的接续奋斗,曾经满目疮痍的黄土高原已经旧貌换新颜。
兰考,这个昔日因风沙、盐碱、内涝而苦不堪言的县城,如今已是"林果花草、稻菽蔬桑"的塞上江南。
在绥德,"千沟万壑郁青青,处处民歌唱太平"的美景再现。
而在陕北高原核心区子洲县,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山沟壑也披上了绿装,沟底打造的淤地坝造就万亩良田,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业示范园区。
2020年,这里的人均收入跃升至1.3万元,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正如联合国环境署官员所言:中国在黄土高原的生态治理是人类改善生存环境的一个奇迹。
它不仅改变了当地的自然面貌,更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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