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

未从24万亡灵吸取教训：唐山悲剧正重演     07-27 17:09

据pg日报报道，在唐山地震 30周年之际，全球亦同时踏入地震多发的活跃期。在世界迫切希望可突破短期地震预报的难关时，中国却早在 30多年前已具备了这种能力。中国地震界原本可创造另一人类奇：将地震预报发展成天气预报一样。但是，今日的地震界却面临人才凋零、后继无人的困境，当年曾成功预测到唐山地震的各种「土」办法，全部被摒弃。地震界老专家痛心地说：「这些都没了，没了对付地震的武器，那地震还能报吗？报不了啦！唐山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 中国在 1975年，首次成功预测出辽宁海城7.3级地震，使800万人逃过劫难，亦令举世震惊，不但打破了全球短期地震无法预测的神话，更奠定了中国地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唐山地震时任地震地质大队队长、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黄相宁说，唐山地震被测出充份证明了当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地方性「群众观测站」及其「土办法」如地应力、水氡、旱震（从气象上预测地震）等预测地震技术均相当准确，亦非常重要：「它不能预测出小地震，但对大地震很敏感，尤其这些站分布在各地区，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出当地的大地震。」

各地观测站被摒弃

不过这些观测站及土办法，在唐山地震后却遭国家地震局的排斥，被指「无科学根据、技术不成熟」，全国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 1%。当中像1976年时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的乐亭观测站，虽获保留却已名存实亡，变成一个行政机关。

消息透露，当年主管唐山地震工作的重要官员之一、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一直排斥群众观测站。她虽漏报唐山地震，但事后却由副主任晋升为主任。消息说，由于她极力排斥、压制，致使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不获研究资金、没有学生师从。

地震专家仅剩50人

地震界老专家如黄相宁、耿庆国等人，由80年代开始多番上书国家地震局，要求当局重视人才、保留群众观测站，但得到的回音是：「地震预报仍需长期研究、探索和不断积累经验，这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事。」

目前像黄相宁这类地震专家，全国只剩下五、六十人。黄相宁迫切希望当局重视群众观测站：「我敢100%保证，只要在全国设立400个观测站，六级以上地震绝不会漏掉！」

地震局瞒报铸成巨灾

唐山地震后当局一直坚称唐山地震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但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专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早在 1975年已预测出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瞒报、漏报，对各部门呈报上来的种种预报置之不理，才是导致巨灾的真正原因。

「唐山地震说甚么也不应该漏报，那么多人测出来了，只要和市民打个招呼，就不会死那么多人，这绝对可以做到。」现已退休的侯世均， 1976年时在河北红卫中学地震测报小组从事地下物理现象反应来预测地震，并在当年 6月预报出唐山地震。而当时的北京市地震队专家耿庆国，亦从气象上的变化预测出唐山地震，并于7月14日向国家地震局告急，各地区监测站亦纷纷呈报唐山地震预测。

国家地震局掌管包括各地震部门以及地区性的群众观测站地震监测，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胡克实正被揪去批斗，负责地震事务的副局长查志远及掌管华北地区地震事务的副主任梅世蓉并无采取任何行动。一名专家表示：「梅世蓉根本不相信这些预报，她认为大地震前一定会有小地震，这是学派上的固执。」以致唐山地震预报一直没有上报给中央以致铸成大错。耿庆国说：「有震情、有告急，应当组织会商，但置之不理就不对，知之不报亦不对。」

青龙县及时准备　救47万人

相反，邻近的河北青龙县，由于在唐山地震前收到地震消息，当地政府果断及时作出准备，令全县47万人成功避过一劫。而唐山开滦煤矿亦因事前作出防震准备，地震发生时虽有一万人被困在矿井，却仍能安然逃生。耿庆国说，两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显示，唐山人如果事前获得通知亦可逃过此劫。

云南地震再瞒报

今日是唐山大地震 30周年纪念日，唐山的悲剧却仍在内地反复上演。

内地媒体昨日报道，云南盐津上周发生造成百多人伤亡的5.1级地震，其实早在 7月初就被当地地震局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地的昭通市市长证实确曾收过预报，该市政府在地震发生前一天还在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地震的预报并未公开，亦没有传达下去。这次事件与唐山大地震漏报如出一辙。

在中央高层今天高调纪念唐山大地震之际， 30年前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内地地震界权威专家发出了吶喊： 30年了，为何中国仍未从 24万亡灵的哭泣中吸取训？

世人也不禁要问：今日中国拿甚么来超渡唐山的亡灵？还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这种人祸制造的悲剧才能在神州大地绝？

专家哀叹「有劲没处使」

每日清晨、天蒙蒙光，住在河北山海关市、 68岁的吕兴亚走出住所、骑上陪伴他数十年的单车，向郊区驶去：「像吃饭一样，少了一天都不行，已形成个规律了。」他由1970年开始从事水氡观测地震，退休后仍坚持每天骑叁个小时的单车，到郊区的一口古井取水样，再回到那个由杂物房辟出一角的研究室，从事他数十年来风雨不改的地震预测研究。

坚持每天取水验氡气

氡是一种地底石头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气体，经由泉水或水蒸气而渗漏至地表。在地震发生前，渗漏的速度会加快，因此测试水中氡气含量是一种预测地震的基本方法。

唐山地震前，吕兴亚亦曾在当地观测站作出预报，并上报给唐山、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但没有回音， 30年来，他每次想起唐山地震都想哭：「退休后想想自己干啥好呢？想起 24万人一瞬间就没了，冲这就要干下去！」但最让他心痛的是他原本所属的研究室被拆了，十多个水氡取水站亦全盖上楼房。他惟有一个人骑单车去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找合适的水氡取水站：「搞地震光靠专业不行，坐在机械前来搞不行，要拿眼看、去实地观察。但现在这些群测点都没了，两条腿就剩下一条了。」

古稀之年的吕老，现时最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小小研究室、在住所附近可以挖一口井供他取水样，他心有不甘地说：「我现在是有劲没处使呀！」

全国的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以免一旦成功就使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了下去哪有金庸的小说  值钱在地震中枢附近发生了大地震何况新的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如果不及时扭转局势，在他们的统治下，那就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又要牺牲多少条人命！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要努力。

胡耀邦等受命整顿科学院

7月18日，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科学院主持工作。

本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实际上开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从抓军队的整顿入手，逐步扩展到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整顿，系统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10月7日，中央通知胡耀邦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任副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为核心小组成员。院核心小组组长仍为郭沫若，武衡继续任核心小组副组长。

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根据邓小平整顿科学院的指示精神，深入北京地区各研究所，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纠正“左”的错误，促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在8月1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胡耀邦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整顿，后者主要包括在科研路线、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认识，以及明确政治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研究机构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科学院要以科研工作为中心，政治思想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把科研工作搞上去，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胡耀邦多次提出要由科学家当所长，要恢复所长负责制，支持业务干部大胆抓业务工作。他们还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提法，强调要重视人才，奖励出成果，要为“文革”期间受审查者落实政策。

10月中旬，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提出中国人民要进行新的长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号召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

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一)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的成绩是主要的。(二)提出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科学院，把原国家科委的工作划出去。(三)关于力求弄通毛泽东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即：(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对科技工作既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要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不能代替它，不能要求任何科研工作都要以工厂、农村为基地，都要“开门办科研”。(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既要反对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又要反对排外主义，闭关自守。(5)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既要认真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当前要有计划地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6)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就是用计划来领导。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支一派、压一派。(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现有四百万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许多人已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于。(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五个方面。(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内容包括：整顿机构，健全和调整领导班子，加快落实党的政策，整顿思想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

科学家在“百家争鸣”座谈会上谈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文革”的《十六条》规定，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当时，科学院的大多数科学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科研人员要走出实验室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开门办所”，院“革命委员会”组织“相对论批判”，致使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遭到否定。

为了尽快恢复科研工作的秩序，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按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25日主持召开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参加的“百家争鸣”座谈会。会后，科学院受华国锋的委托，又连续召开了四次座谈会。

科学家们在座谈会上，针对“文革”对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冲击，提出要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半导体研究所王守武分析中国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品率远远低于日本的原因，就是基础性工作薄弱，搞不清半导体中存在的问题。大气物理所的周秀骥说，在消雹措施中，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是由于不重视研究雹子的生成规律。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认为现在生物学方面相当多的工作是引入、移植外国的，独创性的工作很少，如果不抓基础理论工作，将来重大的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相当长时间里只能跟着人家走。对于基础理论工作薄弱的原因，他们认为首先是错误思潮，把理论研究与基础性工作批为“三脱离”，人们心有余悸。其次是理论研究工作探索性强，不容易出成果，难以得到支持，工作条件困难。从组织管理工作看，“文革”以来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热门工作重复多，时而一拥而上，时而一哄而下；没有专业分工，在低水平上重复等都阻碍了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希望加强科研计划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力学研究所吴仲华则提出，要重视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1964年中国代表团为买英国的喷气式飞机到英国去考察时，被告知他们研制的喷气式飞机用的燃气轮机内部流动理论是吴仲华提出的。他认为科学院应搞基础性工作，搞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不同于国防和工业部门重点搞型号。座谈会还对科学研究工作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反对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的做法，培养人才等提出意见或建议。每次座谈会的情况，都通过《中国科学院简报》向上反映。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邓小平在领导整顿工作中提出以毛主席的三条重要指示为纲，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间形成的一整套关于整顿的纲领、方针、政策，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1975年9月间，毛泽东听信毛远新的“进言”，认为邓小平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11月初，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认为清华大学刘冰等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矛头是指向他的，邓小平偏袒刘冰，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四人帮”下大力量组织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批判，把这三个文件称为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

“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帮派骨干，把《汇报提纲》的送审稿印发2000多份，把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的插话记录，印成白头文件，发到基层“供批判用”。他们称《汇报提纲》是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因为《汇报提纲》并未成为正式文件，广大科技人员并不知情。当他们通过“批判材料”得知《提纲》的内容后，反倒更加明辨了是非。对《汇报提纲》的批判，在科学院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

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们各自为战的时候，他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不如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作为社会的动物，就应该发挥社会动物的作用，各个人看到各种异常包括动物异常是不能做结论的。只有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采用通讯渠道和手段，及时收集和处理自然界的异常信息，才能得出比动物远要高明的结论。　　然而钱钢先生虽然提出了上述种种非常正确的问题，却并没有进一步地深究下去。　　结论很简单：唐山大地震不是不能预报，不是自然界没有警告过人们，而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以至于不能正视自然界的警告。为什么没有做出群测群防呢？钱钢先生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并不愿意人们深究下去。相反他在后面的文章中不但没有深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绕开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往其他不相干的地方引，甚至竭力避免人们从他自己提供的材料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要人们“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但后文却一直躲开大自然的警告。他提出“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却并没有回答这个如果为什么没能实现。相反连一个最最简单的结论也不愿做，那就是：“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在接下去就应该进一步地问，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原因是什么？是客观上的原因，是人们认识的不足？还是主观上的原因？是不是某些人出于某些目的造成的，并因此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后面的文章里一直躲开这个问题。他明明知道海城地震能够及时做好临震预报是由于及时地搞好了群测群防。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对国家地震局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极少提到，对辽宁省委在领导群测群防中的作用只字不提，对海城营口一带的群测群防网，以及人民群众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也只字不提。

◆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从辽宁海城营口地震来看，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公正地说，人民需要组织，群测群防需要专业地震工作者提供的长期、中期预报。然而要由有关领导，对海城来说就是辽宁省委和省革委，还有下面各级领导机构。　　首先得由专业的地震工作者作出长期预报，辽南几年来可能发生大地震，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辽南，做出中期预报，从鞍山南到大连北一带可能发生大地震。并且向辽宁省委和省革会提出警报，建议搞好群测群防。至此专业地震工作者对群测群防作了自己的努力了。群测群防得由辽宁省委和省革会以及以下各级领导负责。如果他们未能组织其群测群防那是他们的责任。与专业地震无关，专业地震工作者的责任是对广大群测群防的人员，并通过他们向全体人民普及地震和防震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知识。　　我们不能要求在任何时候在全国都建立起群测群防队伍，因为这本身也要花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中长期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有了中长期预报，才能在那些地区发动群众，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　　那么是不是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没能对唐山及时地作出中长期的地震预报呢？也不是！　　如果确实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指责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因为连中期的预报都没有，谁会想到必须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呢？也不能怪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因为地震预报工作才开始，人们对地震的规律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只要尽了力的，就不受指责。　　事实是专业地震工作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早就作了中长期的预报。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二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末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

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可是也没有真正的回答。　　钱钢是这样描写地震工作者的工作的：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钱钢重点写了耿庆国对旱震关系的研究结果，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然后钱钢说：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协作组应该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辽、鲁七省（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果然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众所周知：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最后钱钢得出结论：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这样看来地震工作者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做了成功的中期预报。因此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广大的地震工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了。关键是短期、短期，临震、临震，为什么这些预报没有能够成功。后面钱钢也写到各专业的地震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关键是：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而在这个文件里明明写着地震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可为什么没有见到人民战争？明明写着要抓好群测群防，为什么没有见到群测群防。尤其是在辽南海城群测群防取得巨大成功后，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是河北省委吗？河北省委又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的通知？如果河北省委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要他们及早搞好群测群防的通知，当然没有责任。那么接下去就得追究地震局党组的责任了。可是关于这一些，钱钢不但没有深究下去，他的描写到此为止。在后来写的各个地震工作者的艰苦工作，甚至像耿庆国、汪成民、华祥文、张国民、张闵厚、李宣瑚、廖官成等地震工作者眼睁睁地看到一场大灾难就要发生，在痛苦中拼命地挣扎时——对于他们的工作自然必须写的，可是整个过程就只见到这些专业工作者在忙碌——却根本没有提到由谁提出该赶快搞好群测群防了。这就不能不给人们一个印象，写他们的痛苦努力，目的正是为了掩盖有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真相。

“7·28”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如果从来就没能发现这个恶魔那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根本就没能看到它倒也不能怪谁。在分明知道存在着这个恶魔的情况下，在盯了它十年，眼见就要抓住它的尾巴时，却看不真切，归根结底就是由于眼睛太少了，少数专业工作者是无罪的，但是只靠少数专业工作者的眼睛自然很难看真切。如果像海城营口那样，让成千上万双眼睛来看，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钱钢不提这一点，却光在那儿感叹看不真切，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背叛自己在文章开始提出的：“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钱钢先生在文章开头这样说：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有这个巨人那就好了，确实需要这个巨人，也能够有这个巨人来看。这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个“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当时如果组织了群测群防，这个巨人——人民群众，一定会感到震惊，并且采取防震抗震的措施，唐山地震的结局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完全有条件做好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却没能做好临震预报，是完全应该追究责任的，应该追究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可是在钱钢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却始终避而不谈。飞传的谣言把地震归罪于“四人帮”，除了谣言还是谣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也没有说他们破坏了群测群防。而唐山的许多群众把愤怒泄到地震工作者身上。那么最后有关人员是怎样总结原因的呢？钱钢不嫌其烦化了不少篇幅，引述了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中国九大地震》一书的解释，我们也不嫌其烦一字不漏全部照录。文章这样引述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一九七六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作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然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四月六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四月二十二日还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发生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这与其说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诡辩开脱。那么长的总结中，居然没有一词提到群测群防，甚至连个“群”字也没有。文章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提到1976年初的年度地震会商会，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通报河北省委，为什么不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对于这一切，文章顽固地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答案！谁回避，谁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钱钢却毫无评论地予以摘录，显然他在帮着要使人们相信这一段谎话。　　文章还反复地强调唐山大地震前夕和海城地震不一样的地方。——海城地震发生前曾经有不少小震，而唐山没有。　　这同样是为了开脱。——对于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他们专业性强但是人数少，没有能力去捕捉只有大多数群众才能捕捉的异常，比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光地声，乃至通过大量的土地电仪才能测出的电磁异常。他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作出临震预报只能靠他们的专业手段，包括事先有的大量小震。对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要求。至少现在他们没有小震就不能做出临震预报是不能受指责的。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自己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的理由，但这能够做为唐山大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的理由吗？[1974]69号文件分明指出地震工作要“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那么群众呢？人民呢？群众在那里？人民战争在哪里？也要求切实抓好群测群防，可是群测群防在那里？由于根本没有提到群众，没有提到人民战争，没有提到群测群防，正说明了这种“理由”是排斥“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以及群测群防的。这种“理由”也是根本上背离了[1974]69号文件的。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当然国家地震局的专业地震工作者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就只有一件事被耽误了，没有做。像海城地震那样，关于预报地震的要素其他的都完备了，唯独缺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这件事。正是这件事没有做，才使得唐山地震没有能够及时预报。　　谁的责任？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　　   “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者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　　　　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儿说的“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里的王洪文。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时最高决策者中有两位已经逝世，还有一个被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而“四人帮”全套地在这中间。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在里面，不久以后就逝世了。从这一些描写看来，此时尚在的最高决策，无论哪一个对地震都没有责任，包括“四人帮”。破坏地震预报的似乎不是“四人帮”。不管你对“四人帮”如何看？赞不赞成？总不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他们。　　但是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难道以后一直无暇追究吗？还是不愿追究？在这些最高决策者中，有四个人不久被捕，还有人很快就被排斥。看来不是他们反对追究的。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那个很快又回来了，那么在剩下的和回来的决策者中，是谁反对追究，使得终究没能得到追究？　　但是这些问题钱钢都不回答。钱钢也并不是那么老实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欲加罪的也绝不仅仅“四人帮”。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里，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

谁都明白！这儿说的政治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当时的批邓，反正不会指反对批邓，到处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甚至在天安门、在全国各地打砸抢、行凶打人、杀人放火的反革命暴徒。看来钱钢是要把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推给批邓了。而批邓不是“四人帮”独自搞的，而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也有才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份。所以按钱钢的说法，他们全都有罪，全都得对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负责。那时候的确有股风，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谁就是反对四个现代化，这儿又把邓小平、胡克实作为地震工作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胡克实，谁就是反对地震工作。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总有政治活动伴随着，不管哪一派上台掌权都一样。如果这就是要对唐山大地震负罪责的理由，那么政坛上谁都跑不脱。如1981年四川水灾，尽管有电影对四川领导进行高八度的吹捧，但群众是很不满的，实际是他们延误了救灾。又如安康的大水更有群众认为是人为的大水灾。在那段时间里不是没有政治活动，最大的事就是“审判江青”。那么既然如此，钱钢为什么不把那些灾害的罪责算在“审判江青”上？自从邓小平复辟以来，提出了“改革开放”，能不能说以后有了灾害不由分说就可以归之于“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改革开放呢”？如果要仔细追究，不少灾难倒的确要归之于“改革开放”。如“改革开放”以来大肆攻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使得河道失修堵塞，1984年辽宁省分明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辽河却差点溢了出来。到了去年（1985年）终于溢出来了，而水量不过2000个流量，《中国青年报》甚至供认只有1700个流量，而1968年是这个数字的三倍，5000个流量也没有溢出来。——这不是“改革开放”的罪恶又是什么？又如“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为了“先富起来”挖了长江大堤的土做砖头，到了长江涨水，差点决口，不得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去修补大堤堵决口。可洪水刚过又有人在挖土制砖了。还有……类似的事举不胜举。今后还会有天灾，还会有相应的人祸。——但是我们历来主张要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罪就决不能够放过，与改革开放无关，也不能毫无根据地或勉强地强加之。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第二，政治活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从1975年到1976年邓小平急于当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一批反革命暴乱分子，不上班，不工作，脱离工作岗位，伪造“总理遗嘱”，制造各种反革命谣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全国各地搞反革命暴乱，行凶打人、打砸抢、还杀人放火，他们确实是破坏因素，有人虽然在岗也因为对批邓不满对工作抱消极态度。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的责任？——看来指责政治活动妨碍了预报唐山大地震，纯然是出于需要和好恶。对立的双方都在搞政治，赞成的就捧上了天，再大的罪恶也是功劳，反对的就贬下地，把一切过错和责任强加到头上，不由分说，不要别的证据。　　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没有正确预报是由于批邓，那么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就是当时的批林批孔了？看样子钱钢决没有这个意思，也决不会同意。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把当时的功过归之于当时的政治，什么时候与当时的政治无关呢？看来只能看人们的需要和好恶了，需要贬低一个时代，贬低一个政治活动时，一切功劳与他无份，而一切罪过加到头上，需要抬高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治活动时，就一切功劳归之与他，一切罪过与他无关。总之一切功劳归之与自己，一切过错归之与对立面。这种需要和好恶难道不是政治活动和目的吗？　　其实在国务院文件里倒确实明确提到“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中央地震工作路线的。看来这一文件自己认为自己是应该归功于批林批孔的。　　钱钢的意思是由于批邓，地震局忙于运动而未搞工作，所以唐山地震预报工作没有做好。第一这是自相矛盾。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明明说“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而且他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了大地震前，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做的大量工作。可见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批邓而被耽误。　　第二：钱钢说地震前地震局长刘英勇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真是这样吗？——这个说法无异于招供：唐山地震没能预报是地震局长失职，工作没做好。如果真被耽误的话，那就得追究他的责任了。可为了开脱，他自己，还有钱钢归罪于政治活动。这样的借口是绝不能为失职开脱的，而且也没有回答主要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才使得地震未能预报的。是不是把群测群防工作耽误了？刘英勇对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这一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回避就是理穷辞曲，无言以对。　　在那一年，尤其是唐山大地震前，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本就不存在被批邓耽误的事。实际上1976年唐山地震前比许多年份还好得多。最最足以说服人的是：尽管这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大灾，水、旱、虫、雹等灾也很重，但即使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显然缩小的数字，该年农业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那年夏粮又是一次大丰收。工业也有微小的增长，正像钱钢说的“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可是尽管如此，1976年的工业居然不是下降。这与当年上半年经济形势非常地好有关。上半年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既然其他人都不因为批邓而影响了工作甚至还比许多年份好得多，地震局就能以批邓为自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开脱吗？　　既然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没能预报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就必须追究是谁破坏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破坏群测群防就是谁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地震局里必须进行排查，每个人都要查查他对群测群防的态度，有没有反对和破坏行为。坚决主张积极行动的有功，反对破坏的有罪。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有一些人很想掩盖过去，钱钢也适应他们的需要，竭力掩盖。而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去，必须一追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的责任？使得唐山大地震原应做好群测群防的，结果却没有做？　　　　　　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这一系列问题问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以备审查”的历史资料都被尘封了九年之久。或者根本就没有追查责任者，或者追查了一会儿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历史资料为什么会被尘封了九年，钱钢也都避而不谈。究竟是谁要掩盖什么？要为谁开脱？　　“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枪毙地震局局长？谁都知道，我国历来党大于长，如果说应该枪毙谁，那也应该首先枪毙地震局的党组组长。而国家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不是别人，正是胡克实。如果说有人该枪毙，首先应该枪毙胡克实。　　一提起胡克实，人们就会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团中央的三胡。谁都知道团中央的三胡是邓小平的心腹。现在这三胡都高升了。　　第一个就是人人皆知的信口开河的“总书记”，雅号胡乱邦。就是这个胡乱邦在邓小平复辟后，很快就当上了总书记，并且窜到西藏说要把汉人全部撤回来，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藏汉矛盾。去年（1985年）“总书记”又窜到香港，公然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捧孙中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还是认为现在还是“中华民国”？　　第二个就是人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理论家”。就是这个“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个青年刊物里醇醇教导青年“六六六所以叫六六六，是因为做了六百六十六次试验才成功”（六六六是因为它的化学分子式C6H6Cl6才得名）　　第三个就是这个胡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不过是中央第七号人物。可他竟然把团中央成员召集拢来封官许愿。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有的人要当总理，有的人要当部长，你们思想不革命化怎么行？”　　什么“思想革命化”？拆穿了，不就是邓小平化吗？　　当时邓小平不过第七把手，凭什么来封官许愿？凭什么说一定要让他的心腹来组阁，一定要让他们当总理，当部长？周总理还健在，是第三把手，国防部长副总理林彪也比他高一级。刘少奇和他结伙。看来也没有在他的眼里。就是党的主席组阁也要和大家讨论，他凭什么私自封官许愿？他不是到了1975年才急于当总理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把总理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打破了他的迷梦。　　不过由于毛主席逝世，又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他总算如愿以偿了。这时胡乱帮并不是当总理，而是当“总书记”。　　至于在1976年时，正是胡克实在当国家地震局党组组长。实际担任这一职务还要早得多。　　没有搞好群测群防他该不该承担责任呢？先让我们回到1975年海城地震以后。既然海城地震的主要经验是搞好了群测群防，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那么我们就得探究究竟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人为天灾的前兆　　　　唐山大地震在应该得到预报也完全有条件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得到预报决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钱钢和一切带着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气息的人都毫无理由地把唐山大地震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拉扯在一起——自然是和他们的政治对头硬拉在一起。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钱钢说。　　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唐山大地震》中那些由于毫无根据不得不以低八度的暗示和乱拉关系的恶意中伤，而撒布的很不光明的诬陷，而把眼光投向所透露的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我们便能作出判断：连钱钢也知道当时中国大地充斥着各种谣言和无稽之谈。但在时间上被隐瞒了，这类荒唐的谣言早在1975年就已经十分盛行了。他知道，他当然知道，而且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1975年尤其是夏秋以来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就出现了许多谣言，流言像飞蝗似地到处乱飞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其实我国也从没人宣传过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没有一张报纸有这种说法，报上只是按照新闻原则公布了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消息。而有些人从来就见不得我国的任何成功。一见到就忍不住要否定、要攻击。　　国外倒帮我们“吹”过。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可他们却坚持说：“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　　可海城地震明明得到了预报了的，大批的人民群众明明得以免除一次死神的邀请，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此他们决不会没有办法，反正只需要一张嘴巴两层皮，舌头一转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行，连万里长城也是日本人帮我们造的呢？何况地震预报。　　外国人尊重事实的还能够准确地评价我国的成绩，在他们的著作里非常客观地肯定了海城预报的成绩和经验。而那些据说也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却恨不得扒下自己的黄皮肤换上一身白皮肤。　　类似的事还有，我国的风庆轮远航五大洋，表明了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体系终于建成。这些人一开始拼命反对，远航成功后却到处造谣说：“风庆轮上的东西都是外国的，所有的设备仪器都是外国的，连绳子也是外国的。”事实真相是，风庆轮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外国的，连一条绳子都不能外国的。开船前夜全体船员检查，发现船上有外国的东西就扔出去。结果除了一条绳子以外没有一样是外国的。决定是不能用。上海市革会安排，上海一家小厂连夜加班，到了早上开船前，终于把自己做的绳子拴到了船上。可是这样一件事到了他们那儿竟然完全走了样。其创造的灵感和厚颜无耻实在使人惊奇。　　这些人不仅仅具有惊人的造谣功夫，而且还直接地干扰了我国的各项工作和路线政策。　　他们以高八度的口气攻击和贬低海城地震时，正是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的。　　他们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作者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　　他们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大肆宣布中国不如外国，说“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反对党的一元化的领导，认为地震工作党不该过问，只需让地震专家去搞就可以了。然而如果没有辽宁省委发动群众，海城地震能够搞起群测群防吗？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必然破坏了群测群防。　　他们还说道：“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这是对群测群防中广泛使用的土地电仪的攻击。　　地震预报当然也需要一些精密高级的仪器，有这些仪器当然是好的，多一点更好，但越是高级数量越不能不有限。而许多群众性的土仪器虽然灵敏度比不上高级仪器，精密度更没法比，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只电表，两根电线和一堆钢筋来比，灵敏度总要高得多，比日光灯管也要高得多。如果说一堆钢筋会冒出火花，好像有个隐身人在烧电焊，从而表明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那么如果在唐山大地震前，早已密布了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电仪，不是可以更早测出唐山一带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从而得知一场大地震正在孕育中吗？　　群众性的土仪器也包括简易的测量大地颤动仪，灵敏度当然远不如国家地震局里的精密仪器地震仪。但当地震来临时，即使人们不能感觉得到，它们往往已经感觉到了，这就可以使得群众广泛地测得有感的和无感的小地震，当大量的小地震成为大地震的前兆时，综合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预报地震，在海城就有这样的仪器并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固然不能起到预报作用，也决不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由于地震就发生在北京国家地震局附近，以至大地震发生时，国家地震局的精密仪器不是被震翻，就是严重出了格。使得地震发生好久还定不下震中在那儿。这使得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先生们又有了攻击的借口。其实根本怪不得谁。这叫灯下黑，懂吗？正因为离震中近，仪器震翻出了格能怪谁？恰恰相反倒是我国国家地震局里的仪器都太精密了。如果京津唐存在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震仪，它们比较简陋粗糙，但坚固不会震翻，灵敏度不高但在大震下不会出格，到大震发生时，灵敏度已经不重要了，不高的灵敏度反而容易测得数据，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那么还会地震好久还不知道震中吗？从这件事应该得出启示，国家地震局里不能仅仅存在灵敏度高的地震仪，也应该有一些坚固而灵敏度不高的仪器，平时依靠灵敏精密的仪器捕捉微震、远震，近处发生大地震时，主要依靠坚固但又灵敏度不高的仪器来测量。量体裁衣用不着游标卡尺和千分仪，修路造桥用不着精确到毫米。　　从这儿还可以知道群测群防不但对预报地震是重要的，在地震发生后同样是重要的。三个女报务员在海城地震发生后坚持岗位七天六夜不正说明这一重要性。——顺便提个建议，以后简易的群众性测量地震仪器应该制式化，同样信息测得的结果要尽量一致，效果要提高，价格要极低廉。　　那些如蝗虫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即使这些谣言仅仅出于最下层的小爬虫，一样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对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正是这些谣言给唐山人民灌输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老百姓不用管。至少这些谣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好像在作战前夕散布失败情绪，干扰军事部署的人应该受到军法重处那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这些人在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后，更活跃了。于是谣言又出来了。　　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　　被什么气走了，不言自明，不就是说被批邓气走了吗？　　据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得已只好把日本专家又请回来。可是后来日本专家又要走了，结果在唐山发生了一片恐慌情绪。”　　他们的谣言完全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想通过打倒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按照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在地震工作上正是群测群防。可正是他们最最听不得，大肆攻击和激烈反对的对象。他们以极其轻蔑的态度说：“又是这老一套”　　可正是这“老一套”，使得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设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地震预报中的群测群防原理在抗日战争中就广泛地使用了。八路军没有侦察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甚至连望远镜也很少，但消息比日本鬼子灵通得多。靠的正是“群测群防”。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日本鬼子的活动，往往鬼子一出动就知道了，而日本鬼子倒常常两眼抹黑。一位老大娘、一个儿童也会给八路军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那时也有土设备，不是土地电仪，而是消息树、鸡毛信。解放后也正是这“老一套”把我国由一穷二白饿殍遍野的国家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人民有吃有穿，工业和科学位居世界前几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老一套”如果说他们有切齿之痛，那倒不假。但说“老一套”没有极大的威力，那究竟算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呢？还算是什么呢？因为也正是这“老一套”在他们颠覆伟大人民共和国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时，却不意遭到了“十年之苦”，尽管不过进进五七干校，参加几天劳动。比他们把大批的不同意见者投入监狱甚至予以杀害、比他们拉大批完全无辜者来顶缸施以残暴苛刑，不知要温和多少倍。　　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确实和政治有关。但政治至少是两方面的，一般是多方面的，关键是在哪一方。既然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的原因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只要看看究竟哪一股政治力量反对群测群防就可以确定嫌疑犯了。政治舞台上决不是只有一方面才大力投入，另一方面只是无害而可怜的受害者。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一股政治上的寒流，这股寒流又历来以最卑劣的各种阴谋、造谣和流言作为手段。这股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1975年这股寒流又到了疯狂的地步。并且1976年也并不因批邓而低沉下去，反而更疯狂了。　　蛇出洞，鼠乱窜，预告人们地下的恶魔正在孕育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同样疯狂的阴谋、流言和谣言表明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又一次面临着被颠覆的严重危机。而且酿成了疯狂的暴乱，可笑的是不但不堪一击，实际尚未一击只是一篇广播讲话就如鸟兽散了。只是由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被颠覆的危机才成了被颠覆的现实。　　各种谣言无奇不有，这些人简直像发急了的疯狗一样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　　比如，明明我国十年来连续丰收，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大中型国家中居于第一位，而且是在没有大量易垦荒地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艰苦的劳动、科学的态度提高单产实现的。他们却偏要说我国的农业不但增长不快，反而在倒退。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也承认我们养活八亿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22年以前他们可是预言我国养不活四亿人民，早晚要跪在他们面前的。可是他们竟然连这位曾经是封锁我们的敌国的总统都不如。尤其1972年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遇到了严重的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我国纹凤不动。别的不说，华北大旱，我国广大农民学习大寨，光机井就打了一百多万口，使得大旱年不见旱象，1973年又是大丰收。从此以后“百分之七的耕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誉满全球。可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后，竟然说“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不是事实，是吹牛。而现在明明由于包产到户农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我国成了继老大哥后第二大粮食进口国，第三世界惊恐地害怕中国在世界上抢购粮食，可他们居然可以毫不知耻地吹成大丰收。这才是“高八度的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不知怎么没有使钱钢先生动容，下同。　　又如明明我国十年来工业迅速增长，他们竟然说没搞生产。明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现在又是十年了，在中国大地上的工厂大多数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星罗棋布，余下的主要是大跃进留下的。他们却说没有什么工厂建设起来。而最近十年来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建设起几个工厂，就是建成的主要也是那十年快要建成遗留下来的，或者不合他们的意在他们摧残下艰难地建成的。而他们居然可以吹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　　明明在那个时期我国大批年轻人就业，十年以前留下的待业青年全部得到安置。尽管如此还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农村又招收了1400万农民进城。以至于1972年发生了严重的三个突破——就业突破，吃商品粮突破和工资总额突破，后来仍然继续猛增。而他们居然可以说由于没搞生产、没搞建设所以造成严重就业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为了改变农村缺乏文化的落后面貌，也确实大大改变了农村的文化面貌，本来要求知青扎根农村终身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可由于工业建设和其他社会发展急需要人，不得不把1600万知青调了1300万回城。可是他们居然说知青下乡就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最近十年来才是严重的就业问题，以至于要青年自谋职业摆茶摊。他们倒可以说安排就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明明我国高中生增加了十倍，初中生增加了三倍，绝大多数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大多数的中学都是那个时代建立的，不少农村有了中学。可他们居然说教育一片破败。而现在不少农村儿童，尤其女童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出现了一大批新文盲，可是他们居然说是“教育的春天”。　　明明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导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等等，并且已经着手发射通讯卫星和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光农作物优良品种就是一大批，占世界半数，其中以杂交水稻最为突出。这些优良品种都不仅仅是哪一个科技人员的贡献，而是集体攻关的结果。以杂交水稻来说，不但袁隆平有功，而且是在1967年教育革命时作为试点，1969年提出科学种地时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它的具体组织者至今还是对人民隐瞒。1973年为此还召开了十几个省一千多人的大会重点解决三系配套。工业上以电子科学为例，我们先搞出了集成电路并且开始批量生产，紧接着搞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与世界的差距大大减小。可他们居然可以说我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反而落后了。现在航天飞行员不知道那儿去了，发射通信卫星的“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海军、空军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农业好久没有新品种培养出来了，电子工业成了外国的组装车间，越来越落后了，却说到了什么“科学的春天”。　　明明我国在1972年邓小平在江西时，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比如《唐山大地震》里的陡河电站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大地震中几乎毁灭，1978年3月还是胜利地正式投产。地震的破坏只使它多付了10%的建设费。可他们竟然说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开脱罪责，倒扣在我国自己身上。　　这是一群疯狗，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对地震工作同样如此。1975年我国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自然也难以逃脱他们的攻击。　　这些谣言的制造者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们的谣言和流言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至少它会使得唐山人民和全国人民认为既然我国的地震工作不先进，海城全靠日本专家预报的，既然现在有日本专家在我国工作而日本地震工作最先进，那么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关心地震，到时候国家自然会通知大家的。既然群测群防和各种土仪器是如此的无效而又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摆设，那么我们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呢？像这样唐山和全国的群测群防工作还能进行吗？这种谣言的制造者不正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破坏地震预报工作吗？　　这些人不但是破坏者，而且当破坏出现严重损失后，更会夸大损失。他们历来善于把自己造成的灾难推给他们的对立面，又尽量夸大灾难进一步给对立面加罪。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就是他们造成的，就是在推给对立面后又尽量夸大。1976年更是危言耸听。据说：“我国原来有九亿人口，现在只剩下八亿了。”言下之意有一亿人在地震和批邓中死亡了。　　这种疯话不是哪一个人在说，而是某个特别人群的群体现象。当我们周围属于这一人群的人在这样说时，我们曾问他们：“我国每九个人里死了一个？照你们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单位有××××人，就有×百人死了，请问那×百人死了。”结果没有答案，只有更加仇恨的眼光。　　这决不是个别分子的热疯的胡话，而是代表着一种颠覆人民共和国的势力。何况这股风也决不仅仅在下层，这股风还是从一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而这一防空洞正与胡克实有关。

坚决揭开唐山地震案的盖子——唐山地震预报破坏犯排查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梅世蓉罪不容诛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唐山的群测群防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众所周知，汪成民同志在国家地震局里为了预报唐山大地震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路线，一再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测群防，青龙县的奇迹就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又是汪成民同志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至少在目前，国家地震局中我们知道名字的人中间，他是最正确、功劳最大的一个。那么他的功劳得到了表彰了吗？他的正确主张得到肯定了吗？他提出封存的资料，得到审查了吗？　　不但没有，而且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的事实简直令人发指。　　这样一个大功臣，竟然成了替罪的羔羊！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南海传唤。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刘英勇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他眼里关心的就是露不露脸。　　可是汪成民同志关心的不是自己露脸，他奉命也许他自己就急着到唐山灾区去工作。在那儿他受到了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同行马希融的误解，也受到了不了解情况的灾民的打骂。——这世界真不公正，为什么不让那些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真正罪责的人，去唐山挨那应该挨的拳脚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误解，马希融开始检举他后来就理解了他。不了解真情的群众把他打到了桌子底下，有解放军战士保护他。回来后他才发现一种比误解更严重的打击。　　汪成民同志对张庆洲说：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尽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凭着自己的直觉，他感到一场大地震已日益迫近。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地震预报当然要谨慎，不能漏报也不能虚报，这没有错。但是这一些话不写在别的地方，偏偏写在汪成民同志头上，是为了干什么？　　很显然钱钢是对人们进行误导，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唐山大地震所以没有得到预报完全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果断行动。　　对于地震预报汪成民同志他有这个权力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长，在他上面有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有主任、再上面还有副局长张魁三、查志远，再上面则是局长刘英勇。在唐山 “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汪成民同志要求作震情发言，查志远还不同意。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虽被允许了，还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地震局”。后来被许多人——善意的和恶意的看成是一次“越轨”行动。汪成民大小还是个组长，连大会上发言都没有权利，还能决定地震预报吗？看来胡克实没有真正罢官，汪成民同志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却实际上被罢官了，京津唐地区开地震群测群防会议，这个京津组组长居然没有发言权。　　钱钢把这一段话加到汪成民同志头上，正是为了配合国家地震局人妖颠倒，从上到下让汪成民同志当替罪羊。　　汪成民同志要求的是紧急动员起来，用临震姿态注意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动向，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他要求“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可是领导却逼着他对地震情况立即拿出什么“倾向性看法”和“规律性的东西”，拖了十三天的汇报会，又把行动时间拖到下星期一周以后。闭口不谈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钱钢也闭口不谈他的要求被忽视，却说“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这和张魁三完全一样。　　“他并不信任我，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钱钢说。汪成民同志不相信钱钢是很自然的。　　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对钱钢说：“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正是如此，尽管汪成民同志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以及家破妻离的痛苦，但是伪造篡改历史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历史最终还是会给出最最公正的答案，并且已经给汪成民同志给出了公正的答案。联合国都请汪成民同志去作报告。而人妖颠倒的人和时代终究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是个老问题了。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的不是群众路线，历来是专家路线。什么“专家治厂”、“专家治国”、在学校是“教授治校”、在科研机构是“专家治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张庆洲：据我调查，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有四十几个台站，田金武、马希融等人都曾经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耿庆国：别说基层地方监测人员了，我们专业工作者又如何！就在我们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

从这一对话里我们已经看到，张庆洲同志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国家地震局有人对于群测群防实际上是反对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明确地反对，而是以流言蜚语和冷漠的态度出现。而且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比以前我们只能根据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作出的判断严重得多，并不因为胡克实被罢官而结束。胡克实罢官后，反对地震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阻力仍然十分严重。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已经着重谈到了破坏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在地震工作中则是反对群测群防，必然造成了如何严重的恶果。其实这还仅仅是专家路线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是专家和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说，但文章中有如下一些话：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作者。　　　　……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这些话就好像专门用于批评梅世蓉等西派，压制汪成民和耿庆国等东派一样。本节主要谈此问题。对于反对群测群防，另外必要时再讲述。但是不会面面俱到，大家读了《唐山警世录》已经足以明白了。　　邓小平复辟后似乎非常重视内行当领导，但他自己包揽了几乎一切权力。他对我国各行各业都是内行吗？他不一样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一种极糟糕的外行领导内行。　　邓小平他们以数学家苏步青当某综合性大学校长作为内行领导的例子。可是在综合性大学中有文科有理工科，苏步青都是内行吗？对于新闻系、法律系他也是内行吗？就是在理工科中他对于生物系也是内行吗？其实就是数学他也不过擅长于几何学，其他数学未必比别的数学教授更内行，甚至只能算外行。他不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不知道他的几何学是不是有不同学派的争论，但是对于显然存在着不同学派争论的教授来说，一旦当上了领导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学派问题。　　唐山大地震时就存在学术上如果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家地震局内，存在着以汪成民等同志为代表的东派，和以梅世蓉为代表的西派的争论。北京队的耿庆国也一样，河北队的贾云年也主张东面的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只是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梅世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的专家。至于马希融、杨友宸等，作为群测群防工作者尽管水平并不亚于专家，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　　西派和东派原本是一个学术争论，作为领导应该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现在反共极右派抓住西派和东派的争论大做文章，钱钢也片面地谈论东西之争，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钱钢知道东西之争不过是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是完全无罪的，他故意避开群测群防，要用东西之争来为反对和破坏群测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开脱。而右派原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态度，用东西之争的存在，来加罪于毛主席为首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这一个学术上争论的存在作为政治上攻击的工具。　　应该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错了，那一年我国西部确实发生了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学术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为学术问题即使西派完全错了，没有发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们也只能说他们这一个学派错了，而不能说他们有罪。　　国家地震局的问题在于查志远、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　　地震科学家可不可以当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专家一定不能当领导，没有说过批判专家路线就是要把已在领导岗位的专家全部赶下台，也没有说过没有当上领导的专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个专家一旦当上了领导，他就首先不是专家而是领导，就必须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办事。查志远、梅世蓉等专家掌了权，第一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极为冷漠，这就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对于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对抗。第二他们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压制东派。这同样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作为领导应该百家争鸣，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学派也应该得到尊重。他们身居领导岗位，其表现却不是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恶霸，就像李森科那样。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汪成民同志要说话，查志远不让他说，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贴大字报，把国家地震局轰动了，就是当领导的纹风不动。7月27日上午开会，刘英勇不参加，梅世蓉不说话，张魁三把他发动群众的要求转为逼迫他发表确实的意见，而查志远拍板再拖一个星期。　　其次北京队14日要求听取汇报，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队很明白这事报告汪成民同志不顶用，大权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报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还是不去北京队，让汪成民同志去听汇报，第二天上午会议上，梅世蓉又不说话。　　第三他们堵塞言路，阻隔上听。　　照道理，国家地震局应该定时向国务院报告震情。在报告里不但要有拥有权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报告应该完全真实，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隐瞒。就以这次唐山地震来说，报告中应该写明地震工作者存在着两派意见，西派如梅世蓉等认为华北已经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队、天津队、地震地质大队认为还存在严重的大地震的威胁，理由又是什么，还得加上群测群防点的一般意见和比较重要的群测群防点比如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见，唐山地震杨的意见自然更不能忽视。　　可是，从《唐山警世录》里可以看到，向国务院报告地震情况的大权完全把持在西派和刘英勇等老官僚手里，胡克实罢官以前当然也把持在胡克实手里，但是不同意见通向国务院的路，被这伙人隔断了。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终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也不让东派的意见上达。北京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不得已，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坚持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不同意见是能够上达到周总理那儿的。据耿庆国同志说，如果能够打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

按照周总理生前的程序，一个副总理就会出面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小耿为什么报7级，为什么是7月29日之前？你讲你的。有人说5级也没有，为什么没有？都可以说。一般讲，国务院会按照最坏的估计做准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很到位的！

而且周总理历来雷厉风行。据汪成民同志回忆：

张庆洲同志问道：“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周总理日理万机，作为总理原本没有义务非管这种小事的，可是他如此地对待不同的学术争论，行动是如此地雷厉风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这本来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职责么！可是这次在国家地震局从局长、副局长到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梅世蓉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却表现了惊人的冷漠，行动上极其拖沓。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可以拖一个星期后又拖五天，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映了，梅世蓉可以不去。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7月27日7点30分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刘英勇终算答应10点听汇报！但本人忙着去看鼻炎。副局长可以再拖一个星期，汪成民同志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大自然已经不能等待，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了。　　专家路线对于专家也是不公正的，专家路线真是害死人。

◆梅世蓉罪不容诛

梅世蓉有可杀之罪。不杀不足以儆效尤，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她是西派，不认为唐山有地震危险吗？不是！我们已经说过东西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有错误没有罪行。在这个问题上她有错，但没有罪。她也不是全都错了，四川、云南确实发生了地震，或许在有错的同时她还有功。　　是她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汪成民同志等东派吗？也不是！她有罪，但罪不至死。　　那么她的死罪在哪儿呢？在于她在中央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时当面说谎，掩盖真相。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对于这次报道三十年来一直讳莫如深，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里也绝口不谈。现在张庆洲同志已经证实，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尽管汪成民同志要求审查的材料长期被尘封，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唐山大地震漏报的责任还是追查过的，而且行动上还很迅速。7月28日凌晨地震，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追查，最多只有20个小时。可是钱钢只告诉我们：这天上午“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时他们必须把救灾抢险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追究责任。恰恰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被封锁，钱钢也不对我们透露一个字。　　据张庆洲同志说，七·二八清晨国家地震局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曾经向国家地震局作了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文字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华国锋总理等人就召他去报告。晚上11点半左右才进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刘英勇和梅世蓉已经在场。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

我们？！我们？！又是我们！！！谁是我们？　　刘英勇不是不知道，国家地震局早就分成了“我们”和“他们”了。“我们”掌权，“他们”在野；“我们”不认为京津唐会有地震，“他们”认为有；“我们”压制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漠视反对，“他们”还写了大字报；“他们”的代表汪成民昨天一大早还在办公室门口堵我，一定要“我们”听他的汇报。“我们”不搞群测群防，“他们”重视群测群防；“他们”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捕捉大震的前兆，“我们”置之不理；“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冷如冰水，稳坐在钓鱼台。　　可是刘英勇居然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把“他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记到“我们”的功劳簿上，把“我们”应付了事（这下面再谈）“他们”严肃认真的唐山群测群防会，拿来为自己开脱搪塞。在路上他把“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归到“我们”中来“责任是推不掉的”，最后则是自己的责任推掉了，汪成民同志却成了推不掉的替罪羊。现在当着中央最高决策者的面，他又把汪成民等同志作的工作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刘英勇上午就已经有“欺君之罪”了！只是还没有晚上梅世蓉那样严重的程度。　　华国锋对黄相宁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不知该如何解释？　　一个解释是这是对黄相宁同志说的，另一种解释是受了梅世蓉的欺骗，也可以解释为毕竟大灾在前，抢险救灾要紧。其他人又是如何表态的？非常遗憾，目前内容不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在唐山地震的当天就追查过责任问题。在场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派、都是批邓派。70天以后，由于毛主席逝世，文革派在别人的挑动下内讧，江青被捕，不久纪登奎和吴德被排斥，邓小平复辟，又不久华国锋也被排斥。不但追查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这次会议也成了禁区。至今我们所知还是不多。仅仅限于黄相宁同志给我们的那一些。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也就因此被尘封了九年，直到御用文人钱钢需要写一篇御用文章《唐山大地震》以欺骗世人为止。　　那以后执行毛主席的正确地震路线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立有大功的汪成民同志成了替罪羊，而犯有大罪的梅世蓉却荣升为分析预报室的主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何止是国家地震局？那个时候不是到处在平反“冤假错案”吗？他们是不是冤假错案且不提，但汪成民同志分明是严重的冤假错案，为什么长期不见平反，相反倒是和那股平反风同步地受到了长期的诬陷打击？现在许多真相已经大白，汪成民同志也到了联合国去报告了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可是为什么不明确公开地为他平反，为什么对于诬陷者不作出一丝处理，为什么张庆洲同志披露了事实还受到封杀和打击。谁是这一切的总后台？　　附带说一下，在唐山大地震预报中，凡是做自责的几乎都是对这次地震作了巨大贡献的同志，而真正负有罪责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作了自我批评。除个别人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能开脱就开脱，能抵赖就抵赖，最后把责任推向别人，如推向汪成民同志，推向批邓、批胡克实，“四人帮”自然免不了成为罪魁祸首。那天江青在参加追查责任时，大概是根本想不到的。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任何人读了《唐山警世录》后都会发现，在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存在着两大派，这绝不仅仅是什么“纯学术的争论”，绝不仅仅是什么“东西之争”，而是一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压制了另一派的不同意见，而这一意见恰恰又是正确的。一派坚决要求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另一派甚至要撤销这一文件，一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坚持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另一派敷衍塞职，实际上反对这一正确路线。　　读了《唐山警世录》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儿也不举例说明了。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如何描写的呢？在他的文章里丝毫看不到这两种路线的对立和激烈斗争，除了批邓被咒骂以外，看不到任何矛盾，似乎一片和谐。钱钢不是不知道事情真相，可他是一个御用文人必须有意地歪曲事实。他不但没有给我们披露汪成民同志受到诬陷，成了替罪羊，甚至连汪成民同志受到冷漠后，不得不写大字报的原因也说成是“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归罪于批邓。（可以想见刘英勇等人确实完全可能以批邓作为冷遇汪成民等同志的借口，后来大罪铸成，又嫁祸于批邓为自己开脱。）1996年再版时干脆连“大字报”三个字也成了禁区。至於汪成民同志在7月27日一大早就在办公室门口堵刘英勇等领导，并因此才得以在上午十点开会，他就隐而不写了，刘英勇没参加会议的原因也不是批邓，而是去看鼻炎。　　他不能不写汪成民、耿庆国等等同志的功绩，但绝不是好意。他的目的和刘英勇一样，把汪成民等同志和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打成一堆。把“他们”的功绩写成都是“我们”的功绩，把罪责也都和“我们”连在一起。最后则通过曲笔暗示：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即让他来当替罪羊。对耿庆国同志也是一样，耿庆国同志有大功，但是却写了他的自责，好像他也真的有罪。而真的有罪却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的梅世蓉，他竭力为她评功摆好，百般开脱。刘英勇明明是个卑微的官僚，一样竭力开脱自己罪责，嫁祸于人，却把他写得好像是一个英雄。　　许多事他不能不知道，但他掩盖着。　　比如他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借口“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不过是压制北京队的意见，他不可能不知道1976年4月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发现大量异常，而梅世蓉乘机把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开成了降调会，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公开提出要撤销“国务院69号文件”，却故意都不点名，也根本不用“降调会”这三个字。他明明知道是梅世蓉借口汪成民不在，拖延北京队的汇报会，后来又一再拖延，在1986年版里却根本不提梅世蓉的名字。1996版提到了梅世蓉却为她辩护说：“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掌握情况不多更应该认真去了解，汪成民等同志了解事情多，正是他们热心工作的结果，可是梅世蓉居然可以以此作为自己不去听汇报，一星期一星期地拖延汇报会的根据！而钱钢也以此为她粉饰。他明明知道梅世蓉是西派，可是却说“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以海城地震前的行为来为她评功摆好，而在读者面前掩盖了她后来压制东派的罪行。　　他不可能不知道查志远不让汪成民同志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发言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也“不能代表地震局”。可是他倒把查志远敷衍塞职地主持的这一个会议，写得好像很忙碌，把汪成民“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座谈会和散发调查表，暗示为整个国家地震局的功劳。事实上在他写的这次会议上提的唯一有价值的正是汪成民同志“不能代表地震局”的行为。　　他从来就没有一处提到过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不但群测群防被不屑一顾，而且功绩巨大的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也受到了压制。　　他在写“历史记着他们”时，把对唐山地震预报只有罪恶、毫无功绩的刘英勇、梅世蓉写在前面，1996版又写上了胡克实，而汪成民、耿庆国等倒写在后面，他不能不写他们，没有他们，他又怎么使人们发生错觉，认为国家地震局领导和梅世蓉等人对唐山地震预报具有很大的功绩呢？实际上功绩都是汪成民、耿庆国等同志立下的，他要用“他们”的功绩来为“我们”粉饰。　　钱钢的手法是高明的，许多地方他根本就不用直接说谎，只是在披露事实真相时有所取舍就制造了谎言，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为了说明他的高明手法，现在我们写下如下一段话，其中有方括号，希望大家读时不要去管这些方括号。这一段话是：

[由于一贯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让工农兵做科学的主人、反对地震工作必须群测群防的胡克实被批判，立场完全站在胡克实一边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了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这]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在时间上也和胡克实罢官]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这正是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根本原因]　　[由于害怕坚持京津唐地区存在严重大地震危险的东派代表，同时又是坚持要求发动群众搞好群测群防的汪成民“添乱”，没有让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组长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认为华北不存在地震危险，骨子里坚决反对群测群防的副局长查志远主持，目的很明显，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汪成民同志还是自己赶去了，查志远觉得真是棘手。]　　　　[原因是汪成民留在北京，可是他坐立不安。早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就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只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则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现象，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副主任梅世蓉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说没有时间听。]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二是利用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不想让这个东派代表、添乱分子打乱原定的方针和部署，把这次群测群防会议弄假成真，就以]因“日程安排较紧”[为理由]而未同意。[剥夺了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发言权。]汪[成民就提出要]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对他真没有办法，查志远不能连这样的要求也不同意。只好点头，但是严厉地警告他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地震局”。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事先准备的]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汪成民真切地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

我们可以发现方括号里的话，大部份不是别人的，正是张庆洲同志写的。有的则是我们写的，或者在文字上对张庆洲同志的说法有些变动，内容没有改变。可是把上面方括号里的话全部删去后就成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这不是别的，就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但意思已经完全变样，查志远和梅世蓉等当权派和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不见了，汪成民同志违背压死人的大官的初衷所做的事情，成了整个国家地震局所做的了。他没有说一句谎话，“仅仅”隐瞒了“部份”真相，但他还是散布了谎言，给读者以严重的误导。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真话”。他的手法比许多反共极右派实在要高明得多。　　即使像我们这样历来被人们说成过分的人，在读了他的1986版的《唐山大地震》后，也只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胡克实罢官后，群测群防立即就开始了，仅仅是时间上来不及了。在读到上述那段话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这次会议很忙，有许多群测群防点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汪成民同志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座谈，座谈会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意见，汪成民同志发的表格也是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读了1996版后才感到胡克实罢官后，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中反对群测群防的阴魂不散，初步感到汪成民等同志的意见不被尊重。那时候对于国家地震局的内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唯一的资料。现在有了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就应该完全重新作出结论了。　　钱钢说：“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对于这样的恭维话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不仅地球仍在转动，而且我国的科学技术飞速前进，是一个取得了空前成就的时代。就以地震工作来说，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同时起步，仅仅九年就取得了海城的辉煌。被世界称为奇迹。但是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艰辛地探索，都做出了巨大的功绩那就错了。就以唐山地震预报来说，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确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尽管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王春青同志的配合下，尤其在青龙县委冉广歧同志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至于梅世蓉、查志远等掌权的东派，决不能和汪成民等同志相提并论。也绝对不能把功绩归之于刘英勇之流。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如果指望一个面对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谎的罪犯，会老老实实供出事实真相，那是一种奢望。这种人一般来说总是回避人们的问话，列宁说过，就好像一个小偷总要回避偷过东西的地方。　　钱钢本是御用文人，要掩饰事实真相，为罪犯开脱并为他们评功摆好。即使如此，钱钢要采访她时，她仍然说：“是否不谈了吧？”钱钢又不加疑问地写出了她的借口。“梅世蓉很忙。……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面对着张庆洲同志，她自然更要回避了。张庆洲同志是这样说的：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经过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张庆洲才有机会进入梅世蓉的家。　　由于梅世蓉年龄不小了，张庆洲同志对她还是非常尊敬，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敬老是一种美德，但并不等于年龄老了都会说实话。我们可不能那么轻信。我们要根据他的供词分析出一些她不愿意让人们想到的结论。　　她首先就是大谈海城的辉煌，以及国务院的通报嘉奖，用功绩来掩盖罪恶。更重要的是要说明海城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其他的也是处处为了证明唐山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她还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言多必失么！她提到了海城地震中的群测群防，对于唐山的群测群防也说了一些，但都是为了否定这些预报的，其他一些她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她不但自己尽量回避，甚至还要求张庆洲同志“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　　张庆洲同志和她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一问三不知！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她企图用“我不知道”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可不管是不是事实，她的话仍然说明了她自己有着严重的罪行，而且提供了其他人的罪证。　　她说群测群防提供的许多情况她一概不知道。她真的一点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群测群防是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就又重申了这一路线。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即使没有人告诉她群测群防小组提供的情报，自己也得去问有关部门。不然就是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自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分析预报组的副主任非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群测群防上，但群测群防的结果是应该知道的。别的不说，就以这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来说，会议可以不是她主持，甚至完全可以不去，但查志远回来后，就应该立即到查志远哪儿去打听情况。即使查志远不向大家报告，她自己也完全有责任询问，甚至还可以向查志远提出意见，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一次会议不对我们报告。　　为了“证明”自己不知道，梅世蓉说她根本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次会议。这也是谎言！汪成民同志是她下面的一个组长不是主动去参加的吗？我们不是说她一定要参加，国家地震局当然不能个个都去甚至大多数仍必须留守或做其他事，如汪成民同志开始还得收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我们是说她应该关心这个会议的情况。几天的会议，听上一个小时的报告总应该吧！总该大致了解会议情况了吧！在发现田金武等同志提供的警报后，就应该做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无论如何不能一问三不知，更不能二十多年后还说什么“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如果是假的不知，那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罪行的托词，如果真的不知，那就是尽管发生了唐山的血淋淋的现实，在二十多年里仍然始终漠视群测群防工作。　　世界上有的事情不知道不为罪，另有一些事情不知道就是罪。比如不懂交通规则就驾车，出事后能够说声“我不知道”就没罪了吗？相反比熟悉交通规则出了意外事故的人罪还更大。　　张庆洲同志问她查志远回来后有没有讲，有没有通气。她为了给自己开脱，实际上已经一口咬定查志远没有通过气。这并不能为她自己开脱罪行。而且如果查志远回来后还是说过的，那还是说谎。　　不过这一供词也告诉我们很可能查志远回来确实没有通气，或者没有认真通气。　　对查志远来说，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严重的罪行！梅世蓉等人有义务主动询问，他更有义务主动报告，不然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又是什么？　　梅世蓉既要为自己开脱，又要为查志远开脱，就编出“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作为理由。　　这种事情能够瞎猜的吗？　　作为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应该不在场吗？如果整个会议期间介绍经验的群测群防点只有个别的单位，他能够不在场吗？他连个别典型的经验也不听，这是在尽一个群测群防会议主持人的职责吗？如果介绍经验的单位很多，并且遇到特殊原故，确有正当理由，或许可以有个别单位的介绍可以不到场。但是这只能是个别情况，不但大多数还是应该到场的，另外对于没到场的事后也必须要求其他参加者向他汇报。总之作为会议主持人，根本不应该不知道田金武同志的预报。不知道，正说明作为会议主持人失职，主持这次会议不过是在敷衍了事。作为会议主持人回来后，也应该向整个国家地震局，包括梅世蓉这个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作报告，不然开这个会不就走过场了吗？总之从梅世蓉的整个供词中可以得出结论，查志远去开这个会议不过是敷衍了事。自然这还得通过查志远自己的供词和其他证据来作最后的结论。　　查志远不通气固然是查志远的罪行，但是梅世蓉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在查志远回来后不主动去问也一样有罪。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查志远和梅世蓉，归根结底并没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地震局长刘英勇在查志远回来后，也理应要求他对大家作汇报，如果发现严重情况如田金武的警报等，也应该立即讨论，作出判断，商量对策，不能会议开过就算了，作为局长不对查志远的失职进行督促，也是失职。归根结底也是没有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对这个会议也不过敷衍了事。　　尤其不能明明知道，却对群测群防的警报熟视无睹，嘴上不说，心里根本就不赞成群测群防，看不起群众测报的结果。梅世蓉自己在一开始为了拿海城的成就来为自己和同伙开脱，不是还说到过海城地震中 “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吗？她说，唐山和海城不同，没有那么多前兆和异常，但是实际上除了没有小震以外，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土仪器所测结果异常不比海城少，海城还没有大批电表被烧毁的情况。她一方面应该去了解的不去了解，另一方面又干叫“没有前兆”。　　梅世蓉又说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那是谎言。国家地震局会有很多机构，但是最后的地震结论应该出于分析预报室。所以不管这个室多么小，都是国家地震局最最关键的机构。她还说她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据此说国家地震局里还有个“群测群防处”。可是钱钢却根本不提。不提就是提，说明了根本没把群测群防当作一回事，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没有一处是真正提到群测群防的。梅世蓉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难道就不应该从群测群防处理去索取资料吗？不然该处不是个摆设吗？　　从梅世蓉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正如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说的那样，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反对群测群防，反对毛主席的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势力。张庆洲同志的文章还明确地告诉我们，这股势力还根深蒂固，不因胡克实罢官就不存在了，掌权的还是这些反对群测群防的人。除此以外正像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对于专业地震队的意见也是惊人地漠视的。　　许多专业队报上来的前兆她总应该知道了吗？实际情况是专业队如北京队等向她报告情况，她先拖了一周，后来又是五天，最后还是不愿意到场，汪成民同志于7月26日去后，第二天向领导报告，她一言不发，而刘英勇不到场。张魁三和查志远根本不顾汪成民同志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抓住大震前兆等要求，使得这次汇报会完全脱离了汪成民同志的初衷，把时间又拖了一个星期。　　更荒唐的是她把自己蔑视群测群防，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地震工作正确方针，以及违反百家争鸣方针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硬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拉在一起。——不论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不能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说到底梅世蓉、查志远等人还有刘英勇、张魁三等人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总之一切对于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犯下了罪行的人，都是反对群测群防的。梅世蓉、查志远等人是自以为自己是大专家、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群众，连文化水平很高的群测群防人员如田金武、马希融等同志也看不起，甚至连北京、天津、地震地质大队等专业队的专家也看不起，这能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吗？那是把尾巴翘到田金武、马希融、耿庆国、汪成民等同志的头上去了。梅世蓉自称“规规矩矩做工作”，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强调群测群防，鄙视群测群防，不执行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这能够叫做“规规矩矩做工作”吗？最荒唐的是她干脆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她对群测群防的反对态度了。　　值得重视的是梅世蓉供出了当时国家地震局内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仅管她的话不能全部相信，比如她说查志远没和她通气，谁知道？也许查志远还是说过，但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她只是当作耳边风，刘英勇也一样不督促大家重视起来，只是应付了事。就是查志远和梅世蓉说过，也完全可能只是把群众测报点提供的情况当作笑料互相嬉笑一阵就作数。另一个专家钱复业去马家沟听了马希融报告的异常回来汇报时，不是以嘲笑的口吻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不过汪成民同志却没有把它当作笑料，而是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但是总的来说，梅世蓉供出的当时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是可以信赖的。不然那么多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怎么会不被重视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至今还可以公然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又怎么可能不被漠视呢？　　张庆洲同志提出：“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还不够。地震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党的路线，不但应该有专门的部门或领导“相交”，而且每一个地震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执行这条路线。当然专门的部门或者领导还是必要的，不然会弄得谁都不负责，谁都不关心的境地。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以前国家地震局有没有专门的领导和部门负责，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存在了？是谁取消了这一交会处？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取消这个交汇处，就是取消专群结合，对抗党的方针。毫无疑问胡克实应该对此负主要的责任。海城地震以前他已经是国家地震局的党的领导了，他能对这样的交会处的取消或者名存实亡不负责任吗？就是原来并不存在这一交会处，他也应该按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建立起来。　　其实分析预报室本来就应该成为交会处的，进行分析预报必须广泛地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具体地，群测群防的资料应该由群测群防处收集整理和汇总归纳并进行最初的分析，然后定时地交给分析预报室。如果群测群防处不及时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分析预报室也应该主动地去索取和督促这方面的材料。在地位上分析预报室应该处于群测群防处的上面，处于一切地震预报业务机构的上面。梅世蓉的供词只能说明她自己和其他起决定作用的分析预报室领导，早就不把群测群防放在眼里了。而局长、副局长也熟视无睹，不加督促。作为党组负责人胡克实就不仅仅是失责了，因为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党的路线。　　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实际是只剩下了专业一条线，群测群防被打入了另册。张庆洲同志不是说：“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张庆洲同志还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以后，“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梅世蓉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这是执行党的方针，专群结合吗？国家地震局就是被这一伙反对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人把持了。　　辽宁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对地震预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梅世蓉也承认的。当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专业地震工作者都尊重群测群防和提供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结合得很好的，没有这个结合就没有海城的辉煌。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唐山大地震前就成了两条线了呢？海城以后一年多来国家地震局里发生了什么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辽南地震时，辽宁的地震队在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对群测群防比较重视，专群结合得比较好。但是从国家地震局还有汪成民等同志那样热心于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专家来看，原来国家地震局也不至於对群众测报采取那么冷漠的态度。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一度掌握国务院大权，仅管只有三个多月，但是他们急于篡党夺权的心情已经通过他们的行动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谣言也如同飞蝗般地向人们扑来。其中也包括了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营口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等等谎话，以及对群测群防的大肆攻击。这配合了国家地震局里反对群测群防势力的篡权。被他们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主张群测群防的汪成民等同志受到了压制。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我们就认为唐山和海城应该一样，搞过群测群防，张庆洲的文章证实了我们的这一推测。为了掩盖某些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罪行，钱钢连一个字也不愿透露给我们，甚至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近百名地震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以及田金武同志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这样的消息也瞒着。以至于查志远主持的会议，除了汪成民同志的“越轨”以外，什么都没有说，查志远做的事除了剥夺汪成民同志发言权外居然一无可取。当时我们就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把群测群防和专业工作分成了两条线。”对国家地震队来说，分成了两条线也就等于结束了群测群防。唐山的群测群防队伍还存在，但是国家地震局已经把他们撇在一边，让他们自生自灭，群测群防的同志还在努力地工作，但是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国家地震局的态度已经是你搞你的，我不理睬你，就当你不存在。或者用梅世蓉的话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对于他们辛勤劳动提供的信息尤如看待儿戏，连听也不愿意听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还不能一下子把群测群防取消了，不得已时就应付一下子，如查志远主持的会议，但也不过是应付而已。飞蝗般的流言已经把群测群防和文化大革命一起“彻底否定”，如果梅世蓉提出的于六月撤销国务院1974年69文件成了事实的话，那么唐山，还有京津乃至整个华北的群测群防真的要被完全彻底结束了。　　从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起了很大作用，到唐山时专群两条线，这总得有个变化的过程。从梅世蓉的供词可以做出结论，这一变化由来已久。　　1976年7月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和胡克实的罢官同步，这说明了群测群防的处境至少在面子上比以前要改善，因此不可能想象是由于胡克实罢官才完成的。——且不管查志远以什么态度来主持。　　也不会批邓以后才发生的。在这一段时间内乃至以前，我们已经看不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作任何工作了。在张庆洲同志笔下，我们只看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的蔑视，也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了什么工作。汪成民等同志按查志远的说法“不代表国家地震局”。无论是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他们都对群测群防采取根本回避的态度。　　因此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批邓以前。那时胡克实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他正春风得意，他不负责谁负责？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国家地震局专群分成两条线完全是胡克实统治的结果，是从海城以后到批邓以前完成的，主要在1975年，很可能就是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七、八、九三个月完成的。那个时候胡乱邦、李昌正在科学院大肆攻击开门办科研，攻击四级农科网，攻击工农群众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各种谣言包括攻击我国的地震工作，攻击群测群防的谣言也象飞蝗般地到处乱窜，这也是同步的。　　梅世蓉想用海城的辉煌来为自己唐山时犯下的罪责开脱，并且承认了海城时群测群防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却弄巧成拙，把破坏专群结合、破坏群测群防的事件和人物大致牵连出来了。看她怎么向胡克实交待？

◆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在思想肤浅的人看来，如果查志远的确没有向梅世蓉通气的话，梅世蓉应该恨他才对，应该抱怨他对自己封锁了消息，使得自己没能对唐山地震作出正确的认识，以至于现在给她带来了麻烦。但这种想法只是从个人之间的关系看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查志远和梅世蓉原本就是一路货，比如反对群测群防都是一致的，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采用行政手段压制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梅世蓉一方面在实际上一口咬定了查志远没和她通气，另一方面还要为查志远掩饰和辩护。　　自然对梅世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轻信，面对着张庆洲同志的提问，首先要把自己保过关，她就说田金武等同志的预报根本不知道。这话能不能相信呢？不能！我们至多只能得出结论：她自己是反对群测群防的，她的供词说明查志远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我们要重证据不能轻信口供。　　如果梅世蓉的口供是实，查志远无疑更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即使是句谎话，查志远和她通过气，那么作为国家地震局的副局长，居然可以让梅世蓉对于自己召开的群测群防会议带来的情报如此漠视而不加以督促，这说明查志远自己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主持这个会议纯然为了应付，敷衍了事一番。所以除非查志远自己出来辟谣，和梅世蓉当场对质，说明他自己不但对梅世蓉说过，也认真地督促过，不然就脱不了反对群测群防的干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张庆洲同志的文章里没有对查志远的采访，他究竟是死了还是拒访？如果他活着，应该把他拉出来审问一下。而且如果发现和梅世蓉所说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让他和梅世蓉对质。　　实际上查志远当然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他去开这个会议不是出于本心，当时形势所迫而无奈，只不过敷衍一番。　　这类事情我们可以说看得多了。举个例子说，也是那个时候许多地方农村到处写上了“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那儿的领导也召开过不少次学大寨会议，在会上也慷慨激昂地做过必须认真学大寨的报告，但是几年过去山河依旧。到了邓小平上台，他们立即又跟着攻击大寨极左了，尤其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集体道路，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把农民拥护的公社大队都强行解散，集体财产都被败光了。所以，如果查志远在大会上做过报告，强调过群测群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在海城中的功绩，我们丝毫不必过于认真，不要以为这就是他的心声，以为他真心提倡群测群防。关键还得看他的行动和效果。　　第一：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汪成民同志是真心拥护群测群防的，他原来没能参加，专程到会，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他的借口是“时间安排紧”。可汪成民同志不是一般成员，他的官在国家地震局里不算大，但好歹是个分析预报组的组长，而且正是京津唐地区的组长。他没有发言权，还有多少人有发言权？　　汪成民同志要求利用休息时间座谈，他不能不同意了，却还特别警告 “不能代表地震局”。查志远反对群测群防实在到了十分汲汲的地步。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警告。在经验交流会上任何人谈论震情都是和别人交流自己的经验。就是他让汪成民同志发言同样只是交流经验，只代表他自己。所以他本来完全可以不说，这样一说反而把自己反对群测群防、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现在被我们抓住了？　　第二：梅世蓉说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场都是问题。当然不能轻信。但查志远如果在场听了又如何呢？人家拿出那么多的根据，提供了大量数据，画了图，又讲解了，仍然置若罔闻，这不是在走过场，敷衍应付吗？　　钱钢为了根本上躲开群测群防，对于这次会议能够说的就只剩下了汪成民同志不代表地震局而开的会外会，也许以后再版《唐山大地震》，钱钢会写出查志远的许多“积极支持”群测群防的事迹来。比如查志远作的报告中如何强调群测群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等，还有田金武同志介绍震情也可以归功于查志远的安排，但有什么用呢？关键是：怎么汪成民同志的会外会有效果，而他查志远却没有带来任何效果呢？而且这样一改动，又带来了一件麻烦事，人们如果问起田金武等同志的震情警报为什么没有产生结果，该如何回答呢？　　总之让一个反对群测群防的人去主持一个群测群防会议只能敷衍了事，做个过场。这是无法掩盖的。　　梅世蓉说，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特别重视的！——这话根本不可靠，完全是应付和欺骗。唐山地震前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当然是真的，但至少田金武同志就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当时去开会的也不是查志远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算田金武介绍经验并且发出警报时查志远没参加事后也没有过问有理吧，那应该也有其他人参加，可是回来后竟然在国家地震局里没有引起反响。不会每个人都没有通气吧，关键是有人捅出后，在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人是怎么对待的。　　第三：这次会议叫做“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按理来说应该会有很多群测群防工作人员讲话，谈自己的经验和提供自己测得的数据，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二中的田金武和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异常，还笼统地知道巴中也异常。钱钢则闭口不谈，张庆洲同志也没有提到其他人，究竟这次会议确实只有这三个单位介绍呢！还是什么原因。　　张庆洲同志说：“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走马灯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忆。”显然张庆洲同志对查志远是持谴责态度的。　　第四：据张庆洲同志披露，对于这次会议许多参会者也不满意，他们的态度更激烈。县地办有的同志认为查志远主持的这次会是一次麻痹群众的会。会议期间迁西、滦南、抚宁、秦皇岛（当时均属唐山地区）等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但会议始终没有安排。更有群众说，国家地震局震前在唐山召开这样的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　　会议结束时，查志远做了总结发言，提出要加强震情监视。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会上说：“我们根本就反对群测群防，你们不要加强观测统统解散好了。”让别人做事情总是容易的，哪怕明明把他们的工作当作无用功。关键是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对于地震情况的意见出来后，国家地震局是怎么对待的？不然他们再辛苦也是白搭。不要说以后加强震情监视，就是当时已经提供出来的震情也没有得到正视。　　当时首先不是要求群测点加强震情监视的问题，查志远不说大家都是认真做的。倒是查志远和国家地震局必须加强对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重视的问题。他们首先应该要求自己才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可恰恰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查志远什么都没有说。　　第五：张庆洲同志又发现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记录“如此简单”而且“既不呈送也不下达”。他还是从河北队那儿看来的，国家地震局有没有文件？　　按理作为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应该有很多人的发言纪录，应该编一份相当厚的论文集，可在这一纪录中竟然没有记什么“经验交流”，连二中的现场会和田金武的讲话也没有，只是简略地提到“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这些经验也理应加上一个概括的介绍，呈送到上级机关备案，尤其应该送交国务院，并且送交各专业地震队，也应该下达到各群测群防组，让大家吸取经验，还应该发到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及以下各级领导，使他们对地震预测情况有个了解，既有利于防震抗震，又有利于他们加强群测群防工作提供指导。　　我们且把7月27日上午查志远的拍板放在一边，仅仅从这次群测群防会议看，就纯粹是应付性的，敷衍了事。对专群结合、土洋结合骨子里是反对的。可他们不能说出口来。他们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搞群测群防，但又不能不干。胡乱邦受批判和胡克实罢官后，看起来雷厉风行的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同时开幕了。许多群测群防组，如田金武等同志抱了很大的希望，汪成民同志也主动赶到现场去，希望对于预报唐山地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主持会议的查志远等人却不过应付而已，既不让很多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发言和交流经验，又不让汪成民同志发言以免他“添乱”。最后总结时说 “要加强震情监视”，“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但对他们发言根本就不准备真正重视，所以也没有必要详细记录。唐山各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也就没有必要安排了。回到国家地震局，也不准备用来帮助地震预报工作。或许对大家还是得报告一下，还不至於像梅世蓉说的那样一点都不通气，但也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会开过说过，就算党的群测群防路线已经执行过了，一切还是我行我素。后来判断京津唐地区有没有地震时，还是自己以前的思维定势，根本没把群测群防点的意见考虑在内。　　刘英勇在派查志远去开会前也是知道他会这样做的，大家也许不一定捅破这层纸，但心中都有数。什么群测群防？！敷衍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以后如果脱离了现在这个“畸形的时代”，大家又都会出来说，当初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什么群测群防，该结束了。”后来邓小平复辟也果然结束了。　　对付不赞成的党的路线，敷衍是最好的办法。用钱钢的话说：“太正常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　　但是热心参加会议的人不满了，于是认为会议是“麻痹群众的会”，认为“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梅世蓉为查志远抱不平说：“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得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可见早在张庆洲同志采访以前，反对之声已经很烈。　　总之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为了替查志远辩护开脱，梅世蓉再三强调查志远在作工作。这种论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如则可以算是里有世界上就没有破坏罪了。　　没有人说查志远什么都没做。关键是做什么工作。他确实主持了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但是态度严肃认真是作工作，敷衍了事也可以算是作工作。真心实意地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是在作工作，表面上也在主持群测群防会，骨子里却反对群测群防，也可以算是作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不但没有真正交流群测群防经验，反而成了热心于群测群防的同志所说的“麻痹群众的会议”。按他们的话说查志远就是一个破坏群测群防的走资派。　　当然这次会议还是有功绩的，但那和查志远无关。汪成名同志的座谈和发表格，就是功绩。既然查志远说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当然只能归功于汪成名同志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会议的热心参加者。田金武等同志的交流经验和地震警报也只能归功于田金武等同志。这次会议开还是比不开好，当然那是在批邓、批胡克实的大形势下被迫开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当权派，骨子里根本就不赞成开这次会议，正是批邓批胡使他们不得不应付一下。但汪成民和田金武等同志也就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像这种极好的经验和触目惊心的警报，竟然可以不作为重要论文和震情报告上呈下达。查志远是在主持一次群测群防会议吗？　　地震前一天，由于汪成民同志扭住不放，总算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汇报，最后查志远作的是什么结论呢？——难道这也可以算是工作？！　　为了证明查志远在工作，梅世蓉就把海城地震抬了出来。她说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的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因为地震要死人，所以没人敢不抓。——真是这样的吗？照这样说在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渎职犯、破坏犯了。世界上要死人的事多了，有一种死人的事就有一种渎职犯，破坏犯，更有明知要死人却故意让人死亡的罪犯。　　梅世蓉的逻辑又是造反派是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由于地震是要死人的，连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造反派也不能不抓，因此查志远不会不做工作。　　造反派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这本来就是强加罪名，查志远是不是注定比造反派要热心工作，我们且不讨论了。最起码的是看事实，事实是造反派的工作就是比查志远、梅世蓉还有一切攻击造反派，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做得好。梅世蓉弄巧成拙。我们早就明白海城地震是文革派创造的奇迹，可是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以及《质问钱钢》中我们还没有说出口，梅世蓉倒说出来了。　　这些人的逻辑非常奇怪，他们要给对立面加什么罪名不要任何根据加上就是。尽管事实证明根本不是这样，但不但不能使他们放弃诬陷，撤销给对立面横加的罪名，在后来需要时还可以根据对立面并不是那样，来为自己的另一些谬论作根据。　　比如，邓小平上台时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而是一些高干子弟原来仗着自己的父母是大官就横行霸道谁也看不起，一旦父母作为走资派揪出，失落感又使得他们从不可一世的衙内成了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原本就极少，横行霸道的衙内早就是罪犯了，不过从一种犯罪走向了另一种犯罪。——可是尽管是他们自己的衙内干下的孽事，经过邓小平集团的大肆宣扬，似乎文化大革命真的到处都是刑事犯罪案一样。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犯罪非常少，拾金不昧成风，物资堆在马路上没人拿，大串联时十几岁的大姑娘出门千里父母不担忧。红卫兵进京男男女女挤在一堆睡觉，从来没有听说出了什么风流事。国家的监狱几乎是空的，警察也大大减少。这些话在邓小平刚上台时是不允许说的，谁说谁就是“歌德派”，而且难免一顶可怕的极左帽子。现在还是这样。　　可是1989年五月风暴时，群众提出那一段时期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很低。邓小平一伙不是以此承认五月风暴的合理性，反而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治安也非常好，犯罪率更低”来作为否定五月风暴的根据。　　又如我国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走在法国的前面，分明是造反派的功绩。后来邓小平集团说到这件事时居然说：“连夺了权的造反派也提出我国的氢弹必须走在法国的前面。”　　从这些人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类颠倒的逻辑。他们可以用以前的污蔑为今天的污蔑作根据，如八九年五月风暴。也可以用昨天的污蔑为今天的开脱罪责作根据，如梅世蓉那样。他们也可以用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又可以用昨天的自我吹嘘来为今天的自我吹嘘作根据。比如农业包产到户后分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可以在去年把减产吹成大丰收，到了今年不得不承认比去年减产，可是因为去年“大丰收”，今年又搭车丰收。到明年又是如此。　　辽宁海城大地震预报当然是造反派的功劳。——梅世蓉总算还是说了实话的，尽管出于为查志远开脱罪行的目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迹，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因成功预报防止了地震造成巨大损失。这是造反派创造下的奇迹。也正如此，邓小平复辟后对这次成功预报绝口不提。钱钢在唐山地震十年后写的《唐山大地震》也只是说到这次地震是一次辉煌，绝口不提这正是文革派、造反派的成就。　　从那个时候来的人谁不知道辽宁省委是文革派，是坚定的批邓派。而海城奇迹正是在辽宁省委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成功地把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创造的。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在说到如飞蝗般的谣言攻击贬低海城地震预报时说：

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说实话吧，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地掂哪。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

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注意！）一九六九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的贡献就是争地位。如果他当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即使王春青是个水平很高的专家向他报告青龙县必然会有地震，需要他来拍板，青龙县人民还是在劫难逃。在47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乌纱帽之间，他必然选择的是乌纱帽。　　冉广歧同志不仅仅创造了青龙奇迹——看了他的事迹后，甚至我们会觉得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创造这样的奇迹是题中应有的事。他两袖清风，青龙年产万两黄金。冉书记过手数不清，但从来就没给老婆弄两克打个戒指。他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分子。青龙县的水利建设当时居全国第四，他建设了不少水利工程。当时还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农业学大寨早就被国内外的反动派攻击为极左了。如果是刘英勇领导一个县，我们不能指望他在农业学大寨上创造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可以相信，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一定也会召开，当然那是应付。如果有了什么事情需要他负责而出了纰漏的话，那么在邓小平复辟上台大肆攻击大寨极左的时代，尽管他学大寨没有任何成绩，他也一定会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农业学大寨”就好像在地震工作上犯下了大罪后，他归罪于：“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那样。　　冉广歧同志认真学大寨并没有耽误了地震工作，而且可以说正好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对于创造青龙奇迹起了很大积极作用。不然的话，把消息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没有那么方便。　　冉广歧同志不但保住了青龙县47万人民，难能可贵的还是尽管他们没死人，但毕竟房倒屋塌，灾情十分严重。可是还心怀其他地方的人民，地震后不过五个小时，青龙县就派出了医疗队，后来青龙成了唐山的后方医院，接收的伤员最多。　　7月28日下午4点，从唐山回来的人说，唐山是震中！尽管没有上级的命令，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第二天他们就集中青龙所有的汽车，拉着食品迅速去唐山救灾。由于学过地震知识，冉广歧同志知道自来水管在地震中必然受到破坏，唐山准没水喝！所以还拉着水，真可谓雪中送炭。——灾民支援灾民。　　还有一个医生董武，出差唐山，由于事先知道地震预报不但自己是幸存者。还救了一家人。逃生后还在唐山参加抢救伤员。以至于家人以为他遇难了。　　张庆洲同志曾问冉书记：“您内心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给地委打一个电话，假若不震也是一条退路，这也是为官之道啊！”从冉广歧同志的回答看对于地委书记好像不大以为然，认为他是个官僚主义者。不过张庆洲同志说，冉广岐同志又告诉他：“唐山地委书记李悦农临死前大骂，看他妈的谁管地震，把他枪崩了！地委书记死不瞑目。”　　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载入了史册。而青龙满族自治县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却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人死亡。　　张庆洲同志非常正确地得出结论：

如果青龙真的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反而会使唐山超过24万遇难者的亲属无法接受，会使有正义和良知的地震工作者悔恨不已，也会使不明真相的新闻机构感到震惊——假如唐山也和青龙一样公开预报了大地震。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外都说：“开滦完了”，但是开滦没有完。很快开滦就又出煤了。开滦所以很快恢复生产是由于突然而来的大地震中人员伤亡惊人地少。一万多工人只死了七个。不能说西方国家说：“开滦完了”完全没有根据，按照常例开滦确实完了。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国的地震工作，不过短短十年就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海城奇迹，一是青龙奇迹，还有一个就是这开滦奇迹。这是现在国际上已经公认的奇迹。张震洲同志说：

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在中长期背景已经出现的地方怎样进行适度的防灾备灾，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开滦创造的奇迹也许比青龙更有价值。

可现在竟然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开滦的奇迹不是人们的努力所创造的，而是天然就应该有的，发生大地震时，人在地下的矿井里比在地面上要安全。“再有大地震就下井！”　　这完全是误导的结果，是因为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当权者竭力抹煞开滦奇迹造成的。抹煞者不会是文革派。唐山大地震不久，中国政局就发生剧变，毛主席逝世，邓小平复辟，文革派全都被打击排挤下去了。以至于开滦奇迹没有来得及总结，不过一开始对于开滦没有完，工人绝大部分获救还是有报道的，尽管没有“吹”，但还是被邓小平的拥护者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为“吹牛”、“报喜不报忧”。　　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开滦的奇迹决不是偶然的，人在地下的矿井中也决不比地上安全。事实上要危险得多。在地上人们被倒塌的房屋覆盖后，有的还可以自己爬出来，不能爬出来的还可以等待别人救援，虽然饥饿和干渴，他们还可以活上几天。而在地下，如果不是事先有周密的抗震防震措施并且落实的话，那么“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夺去人的脆弱生命。”　　早在1974年唐山开滦煤矿的党委在党委书记的一元化领导下，就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得到了落实。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发生时，很快发挥了作用。电源供应中断，可是煤矿早就准备了使用柴油发电机，以至于尽管矿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地面上的许多设备完全破坏，靠电力运转的设备全部停转时，不久新鲜的空气送入了矿井，地下水也不断地抽走。地下的工人得以活了下来。地下一片漆黑，但在密如蛛网的地下坑道里早就做好了各种标记，使得工人们不至在地下迷路。得以很快地逃生。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地震以后，新闻媒体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描写开滦矿工战胜艰难险阻重返井上的篇章尤为震撼人心。张跃明的通讯《无私无畏的带头人》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介绍了开滦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在井下临危不惧，带领一百三十多名矿工脱险的事迹。　　　　7月28日凌晨，四周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采面剧烈地晃动起来，顶板冒落，煤壁劈邦，电断风停，煤尘飞扬……他随即大喊一声：“地震了，赶快往外撤！”　　　　不断抖动着的大巷里，由于断电，涌水不断上涨；由于断风，大家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在他们找不到路的情况下，王同焕和班长费玉春两个人都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继续在半尺多深的涌水里奔跑。　　　　“路标！路标！”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前面的巷壁上清楚地用粉笔画着“去风井”的大箭头，旁边还写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王同焕他们顺着路标找到风井，胜利脱险。　　　　“去风井”的箭头是谁画的？作者没有交待，路标只是通讯中的一个细节。

唐山大地震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是什么？开滦矿务局创造的奇迹犹如一船宝藏，沉入大海深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打捞上来。　　开滦矿务局创造的井下奇迹绝非偶然，本不该沉默至今！

关键是：谁制定并且落实了这一周密的规划，或者说当时谁是唐山矿务局的领导，谁是开滦的党委书记？　　这是必须隐瞒和忌讳的。因为作出这一伟业的是开滦党委书记肖寒，正是他领导制定这一周密的规划，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并且亲任组长。　　后来肖寒当了煤炭工业部部长。钱钢已经透露，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他立即赴开滦救灾抢险。可是钱钢尽管也写了开滦工人脱险的一些情节，对于这一规划却没有一个字透露给我们。他本不应该不知道，但是他不说。原因是唐山地震不久，肖寒就“出事”了，罪名“四人帮”。正是因为创造这个开滦奇迹的是文革派、批邓派，所以这个御用文人又是有意识地隐瞒。　　张庆洲同志是从开滦地震办工程师马彩欣那儿采访到这一情况的。马彩欣同志说：“你写这个小心点！”据张庆洲同志说：“我说明采访目的以后，马彩欣女士看起来忧心忡忡。”马彩欣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我直接参与了调查。很明显，唐山地震之前，开滦矿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功劳。地震后不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又是‘文革’的功劳了，能说吗？当时，开滦矿务局地震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寒。这是人们回避的事，一直没人敢写。”　　令人尊敬的是，张庆州尊重事实敢写，马彩欣同志也敢说。不仅有人证，张庆洲同志还找到了那三份红头子文件，这是最最强硬的铁证。如果说今天这一船宝藏还没有打捞上来的话，那么张庆洲同志已经潜入水下，向马彩欣、王建功等人处探出了宝藏的地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刘英勇一伙把自己的严重失职归罪于“批邓”和“四人帮”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不值一驳！肖寒就是个文革派，就是批邓派，不但没有妨碍煤炭开采，当时全国都在学开滦。而且他不是一个地震工作者，他是煤矿的书记，却创造了开滦抗震防震的奇迹。当时开滦仅吕家坨矿就有一百多个干部在井下工作，遇到危险，他们把生还的希望首先给女同志、给工人，自己走在最后，贾邦友是革委会副主任也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我们早就说过：1976年批邓时，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比别的年份还做得更好，为什么开滦的干部可以下井，而刘英勇一伙却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到“运动”上。开滦的经验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批邓为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罪犯开脱。　　从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的表现看，他们都是批邓的死硬反对者，都是胡克实的私党，国家地震局的大权就是掌握在这伙人手里，胡克实罢官后他的班子还在。就是他们对人民犯下了绝大的罪行，就是他们杀害了唐山24万人民。当时他们死保邓小平、胡乱邦、李昌、胡汉三，后来邓小平复辟就投桃报李，将他们全都包庇了下来，还升了官。自然还存在着一个利害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被送上了审判台，那么他们的后台老板能够安然无事吗？所以至今事实真相还被紧捂着，是非曲直还被颠倒着。　　他们如此充当邓小平集团的私党，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问，1976年当一伙反革命暴徒制造谣言，捏造总理遗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时他们有没有参加，就算没有直接参加，有没有有意散布过反革命的谣言？他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会什么都不干吗？　　政治注定要破坏业务工作吗？那么他们作为邓小平集团的私党不也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了吗？只是另一种政治。究竟是批邓破坏了地震工作，还是他们那种政治活动破坏了地震工作？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社会不安定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流言蜚语就产生了。这些流言蜚语往往不是科学家的预测意见，而是在一些很奇怪的渠道里滋生出来的。

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巨星陨落，时局混乱，自然灾害频繁，继唐山大地震后，省内各地又接连传来地震的消息。一个个的天灾人祸，似乎更为黄官全散布的“四川要沈为大海”的异端邪说提供了“佐证”。

从字面上看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关键是怎样理解“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如果是指邓小平集团急于上台，和其他反动派一起大肆散布反革命的谣言，制造反革命的暴乱，那就在实际内容上也完全正确的了。　　邓小平上台并没有禁止封建迷信，反而更为盛行了。现在原红光大队的村委会驻地旁，就建了一座塑满了神像的小庙，庙前缭绕着香火。这在全国已经不算罕见的了。　　四川省委对于四川地震时期发生的“奇迹”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抗震防震该干的不干，正是他们自己不带头执行中央的路线，也不约束下面的干部使他们像辽宁、开滦和青龙县的干部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群众面前做出表率，正是他们放纵了各种政治谣言，从而也放纵了诸如黄官全、吴兴贵这样的小丑，以及“一步登天道”，在他们鬼闹了两个多月时，当地干部居然听之任之不加阻拦。　　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最主要党羽赵紫阳。赵紫阳就是四川“奇迹”的主要制造者。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能预报，四川在预报下发生大混乱，这两者将和辽南、开滦以及青龙一齐永载史册。赵紫阳也因此将“名垂千古”。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邓小平集团还没有在全国复辟，他们的急先锋赵紫阳已经篡夺了四川的大权。　　话也要说过来，四川也不是历来一无是处，比如“一步登天道”早就受过严厉的打击，还有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但是这与赵紫阳无关，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到四川。　　中央一套6月29日夜1：30在“剖析”唐山大地震漏报原因时说：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关注的目光这在紧盯西南时，6月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异常情况决定，发布了一份预报意见：在四川龙门山断裂以南地区，要发生5到6级地震。谁能想到这个预报意见，竟引得四川省内大乱，人们纷纷涌向其他城市，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逃地震。中央大怒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于是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因此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带队于6月20日赶往四川。

众所周知，不是别人正是梅世蓉在自己不去北京队听取汇报让汪成民同志去时，要汪成民同志带去这样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汪成民同志自然不得不传话——尽管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把北京队的意见带了回来。但当汪成民同志把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焦急对他汇报时。她却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梅世蓉真的认为四川不会发生地震吗？她是西派的首领，怎么会这样认为呢？她不过是以此作为漠视华北震情，压制不同意见的一个借口。她说 “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已经包含下列意思在内了：华北是绝对不会发生大地震的，谁主张华北存在大地震的危险，谁就是不慎重，就是要在包括首都的京津唐地区制造大乱。　　且不管四川“闹得不可收拾”是谁的责任，有一点应该肯定，如果确实知道北京将发生大地震，那么不管如何，预报是必须发的。梅世蓉口上说的是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却是根本就不必发预报，因为她认为根本就不会发生地震，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北京队一再要求她去听汇报，她根本就不想听，还若无其事地拖了又拖。　　有人提出：

不过我想，媒体在这里显然打了马虎眼。中央只是一个机构，本身没有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大怒呢？如果说大怒，只能是某位中央领导，或者说一批中央领导人大怒。当时的中央，周总理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叶剑英隐退，掌权的华国锋资历有限。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

其实这正是中央电视台要达到的目的，把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有预报归罪于“中央大怒”上。谁都知道邓小平已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叶剑英也已令退位，李先念也不受重视。在当时中央包括华国锋在内，掌权的都是文革派，中央电视台正是要把责任归罪于文革派。至于所谓的“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也正符合邓小平复辟集团一贯说法的。“四人帮”顾名思义不过四个人，可他们把凡是反对自己、赞成文化革命的一概都打成了“四人帮”。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就不用说了，连执行十月阴谋的汪东兴也被打下去了，华国锋虽然可耻地向他们投降，最后也被他们排挤掉了。陈永贵不是也受到了他们攻击和恶捉弄。实际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大多数都被作为“四人帮”受到了他们的排挤打击。现在又用“中央大怒”来再一次地加罪。反共极右派也趁机喧嚣起来。　　“中央大怒”怒错了吗？我们上面提到的事情已经触目惊心，地震没来就一片大混乱，既破坏了生产又制造了不应有的死伤。仅仅两个小丑制造的惨剧造成的死亡就和死于地震的人数相等。遇到这种情况中央不该大怒吗？毫无疑义，当时中央的大怒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如果中央不大怒，还不知道四川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这一位还说：

三十年过后，大多数绝密档案都能曝光。建议把“中央大怒”的原话公之于众，没有必要再“为尊者讳”了吧。

这一说法简直太幼稚了。他们难道真的没有看出中央台说了个大谎？绝不是什么“打了马虎眼”。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当时中央有实权的人都被邓小平集团打下去了。邓小平复辟当局控制下的中央台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为尊者讳”吗？毛泽东主席都被打得粉碎了，什么样的污水都可以向他泼，何况其他人呢？　　这位先生居然会看不出当时国家地震局绝不是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或许还不是对象。在四川大规模发生地震恐慌症时，调一批地震工作人员去做宣传是必要的，但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四川省委，而且很可能还点了赵紫阳的名。就算没有点名，只要提到四川省委也就等于点了他的名。不管我们对国家地震局里的胡克实、刘英勇等人如何地反感，有一点可以公正地说，四川省的大乱主要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甚至完全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而首先是四川省委的责任。在邓小平集团复辟当局还存在时，能够指望他们公布当时中央大怒的原话吗？这一公布不是暴露了他们的主要成员在四川犯下的罪恶了吗？而且这一罪恶也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犯下的，正是整个邓小平集团在地震工作上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测群防，只图自己的私利造成的。更不能指望他们会像辽宁、开滦、青龙那样为人民敢于承担风险。他们为了自己复辟上台大肆制造谣言，放纵各种谣言，才造成了四川省的大乱。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已经把赵紫阳抛出来了，但1976年四川大乱是他们整个反动集团的罪责，真相一旦暴露，对这个集团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邓小平集团控制下的中央台所以要提出“中央大怒”来，目的正是要把自己犯下的罪恶推到自己的政敌身上。可是他们和钱钢改《唐山大地震》一样，又一次弄巧成拙。无意之中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探索，从而把他们一手造成的四川“奇迹”揭示了出来。

◆唐山的群测群防

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测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他举例说明仅仅赵各庄矿地震台就有大量的联合国和外国的记者、专家参观、拍照和录像。数量之多使他无法全部摘录下来。

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不远万里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中共唐山市委第1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后，立即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4点钟，一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驰过烟尘弥漫、余震频繁的大地，直奔市委而来，这是第一个向市委报到的人民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她的战友，她急切地抓着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我们有140辆车完好无损，整装待发。现在，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下命令吧！"　　据8月25日《人民日报·伟大的核心力量》中记载，“许家信望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岁的新干部，心情十分激动”。清晨6点10分，即发生地震后两个半小时，震中唐山终于确定出来。　　此时的黎明，一个失去了往日喧闹、失去了生气活力、失去了生命的清晨来到了。曾忙碌的身影已无处追寻，天真的笑语成为绝音。但中共唐山市委的常委们却丢下个人的一切，纷纷赶到书记身边，在李玉珍的公共汽车里，举行了震后第一次常委会。许家信含着热泪，对大家说：“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迅速援救唐山人民！”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过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给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但不管如何，杨友宸和唐山的群测群防工作者并没有白辛苦。不管什么人当初怎样破坏群测群防，后来又怎样捂盖子。他们的努力还是告诉我们，即使事先并没有小震，唐山大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这从反面说明了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正确，也说明了刘英勇、梅世蓉之流以及他们的后台散布的“天命论”和“地震不可知论”的破产。让御用文人钱钢去骂“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吧！　　张庆洲和刘小汉教授在谈话中高度地评介了群测群防。　　他们认为我国政府从60年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任何大地震在爆发前都有前兆异常，因此是可以预测预报的。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很多人，如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都很有水平，报得最准确的不是科学家，而是这些唐山地震工作者！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现在还是遥遥无期。一些经验性的土办法地应力、地磁、次声波、天体引力激发地震等等倒是比较灵光，报得非常准确。预报意见和实际发生对比，评分比较高的都是属于经验科学的。轻视已有的宝贵经验，甚至对之持否定态度，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这些经验目前确实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这第一步是很可贵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认识任何事物，一般都是先从“看图识字”开始的。阳春白雪虽好但目前还没有，倒是下里巴人已经起了一些消灾除难的作用。　　不能你正规军打不成，我民兵能打，可你不相信我民兵，又不让我民兵打。　　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但是我们不能不作两点纠正。　　第一，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等同志才是科学家。从实践中来并在实践中经过证实的就是知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知识。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19世纪末期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联合起来和物理学家的一场论战。物理学家历来非常骄傲，根本看不起生物学和地质学，认为他们不过是经验科学。而物理学却能够用数学的语言来精确地描绘。其实能够用数学来描绘的正是最最简单的科学。正因为它简单所以人们很快就学会用数学来描绘了。有了量子物理后人们已经知道，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化学，称之为量子化学。但尽管现在有了极高速的电子计算机，人们还不能计算出一个最简单的化合物，因为这太复杂了。有机化学比无机化学高一层，生物学又比化学高级得多。因此在那场论战中决不能认为物理学能用数学描绘，非常精确就一定胜利。实际上这场论战物理学家是输定了。论战的题目是地球和太阳系究竟有多少年了。物理学家认为最多2000万年，而生物学和地质学认为至少二十亿年。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大概46亿年，太阳系也差不多。关键就是当时物理学家只知道引力能，认为太阳的能量来自于万有引力。根本不知道还有热核能。还是毛主席说的那样，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而物理学家因为自认为精确，就骄傲了，认识上也停止了。一直到放射性和光速不变的实验使他们先陷入困境，后来才明白自己的夜郎自大。生物学现在已从经验科学发展到了DNA阶段。同样现在地震学上这些经验科学也是将来精确的地震科学的先声。　　第二，张庆洲同志特别强调了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等同志的高水平，他们的水平当然高的，必须肯定他们的功绩。这在揭露查志远、梅世蓉、钱复业等翘起尾巴做人上很有益处。他们的学历也是很高的，和他们比，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查志远、梅世蓉等人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专家。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群测群防的工作者，有较高的学历当然好，但不能光看重高学历的。我国的教育事业不能不有限，低学历的人不能不占多数，解放前绝大多数人不识字，初中文化就算小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初中生还很少，大城市初中生看不起农民，小城市初中生还看不起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初中生了，高中生也不少，初中生的尾巴翘不起来了，相反也成了看不起的对象。正因为学历高的是少数，地震预报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不能仅仅依靠高学历的人，不能把科学说得太神秘，捕住地震前兆有的需要一定的学历才能干，像水异常、动物异常连文盲也能够捕捉到的，要把科学尽量通俗地传播到群众中去。田金武等同志学历高在群测群防工作者中贡献很大，成了真正的专家，做出了高水平的预报。但是在八十几个群测群防站中像他那样水平的就只有几个。这决不是说其他群测点可有可无了。几十块电表被烧，如果没有田金武等同志，把那些学历比较低的群测群防工作者观察到的异常乃至没有文化的群众观察到的动物、水等宏观异常综合起来也能做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结果。海城地震中那三个女话务员，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队群众测报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估计他们的学历并不高吧。　　还有青龙县冉广歧同志建设的16个群测群防点，没有一个做了地震预报，看来他们的水平不高，学历也不会高。负责温泉的老人是地震观测员，也许根本就没有学历吧！王春青师范学校毕业，原是中学教师。生于1953年，看来他那师范连大专都不是。他尚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他们都不是田金武那样学历高，从群测群防点出身的专家。但是谁能说他们没为青龙奇迹做出贡献呢？唐山有着那么强的群测群防队伍反而没有做到。　　我们不是贬低田金武等同志的工作，也不是说学历高不好，而是为了防止忽视低学历同志工作的倾向。如果发生这种倾向那和梅世蓉之流也就差不多了。当然文化低的同志也要认真学习文化，也要争取成为专家，成了专家后也不要鄙视工农群众。总之工农群众要当科学的主人，不是由其中一部分人成为高踞于工农之上的贵族。

——30年后杨友宸同志平反了，但彭德怀平反却比他早得多。也不是真正平反，不过是邓小平为了复辟，巩固自己的统治，多拉一些人对付革命派而已。1959年的死对头联合起来了，大家都是好东西，暗中还是在较劲。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并没还他个国防部长，虽说他已死，黄克诚是大将，不该接替他的国防部长？甚至还没能恢复黄的总参谋长。杨友宸的平反不但也是雨过送伞，对他在唐山大地震前的工作和遭遇也没有做任何肯定。而且我们要注意那是和被彭德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粟裕、刘伯承平反是同时的。　　与其给他平反，倒不如好好地大张旗鼓地追查一下在关键时刻让他离开地震岗位和偷走资料毁尸灭迹的罪犯吧！听说杨友宸同志已经不幸去世，临终以前还对老伴念念不忘唐山大地震。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地悲哀。时间又减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刘小汉教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

防灾备灾不能封闭型必须开放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需要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在观念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政府要有一个质的转变。　　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三大群体，政府是关键，不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如青龙县的行政领导，层层的关键岗位，每一层思想都很一致，让老百姓参加到防灾的具体行动中来。　　无论多么及时地救灾也不如更好地防灾，而防灾的关键就是预报。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依靠群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把公众的能量调动出来。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让他们参加到预报科学活动中来。　　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地震前兆往往是通过老百姓来获得的。如果大家都有地震知识，就会积极主动地观察，如动物异常，动物的临震前兆异常是比较准确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宏观异常现象。　　要重视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　　等到宏观异常大量出现，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狗、猫反常了，黄鼠狼搬家了，老鼠满街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地震，老百姓也会很理解，绝对不会怨恨政府！　　要向社会公众交底，让公众自己判断，公众参与了就有能力判断。让社会公众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百姓封锁消息，政府突然发布临震警报，在这种情况下地震没有发生，老百姓才会怨恨政府。老百姓参与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行政管理者往往想不到这一层。　　还要有政府和科学家的引导和建议。

以上这些现在联合国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些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它们不是别的，在我们中国早被人们嚼烂了，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正是邓小平集团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的“老一套”　　毛主席路线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正像他说的：“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依靠群众，但领导是关键。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不就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干部（领导）、群众和科技人员的三结合吗？也就是地震工作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专群结合。　　毛主席路线不是主张以预防为主吗？要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但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压制群众，不能把群众当作群氓，不能把群众当作阿斗。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　　我们不知道刘小汉教授真的是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发明创造，还是在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曲折地表达毛泽东思想。　　也许刘小汉教授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和探索才得出这一切的。但是这不是别的，他不过无意之中重新发现了毛主席早已运用得十分纯熟的思想。群众路线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解放以前毛主席在革命战争中发明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后他运用类似的思想建设祖国，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在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建立起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又实现了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他的管理工业的鞍钢宪法不就是“政治挂帅，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建设中他一贯提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甚至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医疗问题，他也提倡赤脚医生和专业医生相结合，除四害讲卫生也大打人民战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从而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刘小汉教授说：

这种信息并不是要么震要么不震。而是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社区公众关心自己的家乡，就会注意观察，采取备灾措施。　　地震科学家预报了一个地震，根据临震预报停工放假人们都去躲避地震，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公众搬出去一个礼拜了不震，过了十天半月的还不震，你科学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大都采取这种极端化的措施。就没有类似天气预报降水概率50％或是30％那种概率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上，不管是当初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爷和自命不凡的专家，不管是御用文人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乃至现在的当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唐山大地震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选择。谁如果谴责他们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他们就拿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当时预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今天突然感到捞到了一颗重磅炮弹的反共极右派们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纯然出于政治需要，要求一发现一些异常就立即发出地震预报。甚至极不负责地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他们的话千万不能信，尤其不能做，如果依了他们，那就国家大乱了，到那时他们决不会对自己造成的结果负责，反而要生出一些新的理由来作为进一步的反共炮弹。　　二十四万条生命也不能唤起丝毫内疚的梅世蓉之流、御用文人钱钢、中央电视台、现在的当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拼命地掩盖抹煞唐山大地震可以预报的事实，对于做出预报的群测群防点和北京队、天津队、地质地震大队和汪成民同志尽量地抹煞他们的成绩，甚至痛恨青龙县奇迹的存在。　　我们早就说过，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走这样两个极端。海城地震是做了预报的，广播一遍遍地告诫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到滴水成冰的露天里来避震，但在这以前，辽南人民早就得到招呼了，存在地震危险，要大家睁大眼睛捕捉地老虎。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大量的地震前兆汇总到了领导和专家的手里，才有把握地发出了正式的预报。　　关键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只相信自己和专家。他们总宣称如果让群众知道了真相，就会发生大混乱。　　相信群众并不等于简单地把地震消息告诉群众就算了事。赵紫阳的四川“奇迹”，所以会发生大混乱并不是搞了开放性的防灾备灾，而正是在“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走了后一条路，唐山的灾难则是走了前一条。唐山和四川正是这种两个极端政策的两个例子。四川的群众并没有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真正地参与进去。一方面没有向社会公众真正交底，在地震可能的破坏区只是简单地向群众宣布地震预报就了事，没有组织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没有认真对群众宣传抗震防震知识，没有认真组织和安抚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在这儿领导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其他有感区和无感区，则什么都不对群众说，光会训斥群众。为首的领导就必须认真为人民服务，干部队伍必须作人民群众的表率，在为首领导以身作则下，对干部队伍必须严格要求，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使得他们在地震发生前积极地组织群众预报地震和抗震，发生后，要不顾自己安危组织群众抢险救灾。四川“奇迹”正是由于干部没有做出表率来。到了关键时刻自己首先怕死，就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尽管你说的“本地仅仅有感无险”都是真话，群众也不相信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看着干部，而干部的行动是无声的引导，或者引导到好的方面，或者引导到了大混乱之中。　　张庆洲同志是完全赞同刘小汉同志意见的，现在在网上有个说法，据说张庆洲同志认为：“宁可错报一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对此不能相信，这很可能是捂盖子的当局或者反共极右派的造谣。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我们不但根本看不到这一说法。而且张庆洲和刘小汉教授的意见很明白，是要公众参与，决不是在要么封锁，要么预报两个极端之间选择。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似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也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我们能够体谅张庆洲同志的处境，如果他什么都直言不讳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能有一丝机会出版，我们也只好从御用文人钱钢哪儿得到一些官方愿意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了。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说几千年来封建史家颠倒黑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反动封建统治和农民革命的真相的话，在御用文人的文章中也足以看到一些真相，而且越涂越黑。钱钢没想到他的再版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和张魁三，也暴露了胡汉三。邓小平集团把持的中央电视台本想中伤当时的党中央，反把赵紫阳在四川创造的“奇迹”暴露了。　　现在真正的罪犯还活得好好的，有的人还很滋润，如梅世蓉不久就升了官，当了分析预报室的主任。有的人如胡汉三、刘英勇已经寿终正寝。而张庆洲所写的《唐山警世录》却被当局列为禁书。这部禁书的作者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张庆洲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一直到现在传播这本书，并且对唐山大地震提出疑问的人都知道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当局还在拼命地捂盖子，谁要揭这个盖子谁就有罪。　　这一些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不是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唐山地震以后，按理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群测群防取得了巨大成果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地震局把群测群防打入了另册，而唐山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代理书记，可以不顾百万人民的安危，把群测群报网的统帅调走而又不调入得力的干部继任，从而使得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可是不久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小平复辟。唐山大地震当天晚上追究责任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全都被打击排斥。连不久就背叛文化革命的华国锋也不例外。追究唐山大地震责任的工作就搁置下来了。　　汪成民同志回来后，真正的罪犯不于追查，汪成民同志倒成了替罪羊。群测群防工作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被否定了。　　刘小汉教授和张庆洲同志的谈话里就说到：

国家地震局……对一些比较“土”的经验类预报方法，他们就顾不上管也不大相信。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一般不大考虑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相继下马，任其自生自灭了。　　国际地震界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自己却大大咧咧地扔掉了。今天扔一点明天扔一点，一直扔得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心疼了，拨出款项来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能够继续研究。　　在70年代，中国是提倡群测群防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后来呢，就慢慢地不提倡群测群防了。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久，就授意炮制《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指胡乱邦、李昌和胡汉三）更露骨地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邓小平阴谋用这个反动提纲在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进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邓小平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操着当年右派的腔调，公开鼓吹要由“科学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权，叫嚷什么：“党委书记不要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妄图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使科技阵地永久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国家地震局成了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独霸的一统天下。就是连汪成民、耿庆国等不同意见的专家，也受到了他们的压制。汪成民后来还得替他们背黑锅，被弄得家破妻离，几乎被逼死。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不见了，胡克实、刘英勇这些走资派都是听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专家，做他们的尾巴的。查志远、梅世蓉本身也是走资派。汪成民受到冤屈还得首先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

《汇报提纲》拚命鼓吹什么“小集体搞”，“一个人钻研”，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走出去、请进来，以多种形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行开门办科研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极力反对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妄图使科技工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依靠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广大工农兵登上科技舞台，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科学纲领》宣扬什么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那些“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即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邓小平更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们还诬蔑工农兵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还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并鼓吹要“以研究员为中心”。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待工农兵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都是与工农群众根本对立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就好像直接针对着国家地震局说的，群测群防和专家成了两条线，被打入了另册，群测群防点的意见被冷漠，不得已时应付一下，甚至根本就不予理睬。　　不幸的是，批邓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更谈不到彻底。如果这些批判能够落实，国家地震局中的反对群测群防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都能揪出来，换上认真执行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领导，唐山大地震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无疑这是批邓在地震战线取得的巨大成果。到那时批邓派也就成了大功臣了。　　在科技战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没有对胡克实、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政或专政不力，才使得他们有机会破坏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二十四万人死亡的大血案。

邓小平曾经策划，一俟《汇报提纲》获得“通过”，就要立即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合法”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并进一步“改造”上层建筑其它各个领域。这说明走资派，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窃取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可以假借党的名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上而下地通过组织系统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

总之，邓小平集团及其复辟活动就是破坏唐山大地震的元凶。胡汉三是直接责任者。也正如此，他们一直在拼命地捂盖子，对于企图揭开真相的人们拼命地打击。　　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批邓时关于胡汉三的材料。由于邓小平集团和他们的继承者一直在捂盖子，许多内情还有待于揭发，分散在各地的知情人也得动员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提供出来。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尤其是毛主席路线的继承者都有责任广泛地全面地从事这一工作。决不能让欠下二十四万条人命的罪犯跑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能提供的同胞，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正像有个贴子说的那样，有力的帮个力场，没力的帮个人场，大家都去宣传，都来造成声势，上网的要跟贴，要转贴，也要通过电子邮件散发，要使当局防不胜防，删不胜删，要使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披露到每一个群众中去。使这件事不能因为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过去而冷下来。　　何况新的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如果不及时扭转局势，在他们的统治下，那就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又要牺牲多少条人命！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要努力。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现在问题已经大致清楚了，大多数的罪犯也已经揪出来了。尽管许多细节我们还不明白，必须继续追查。　　当前剩下的问题就是动机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自从人类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开始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这种分工后来到了这样的地步，社会上的人群分成了两大类。一类从事劳动管理、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新闻和科学，这是少数特权分子，他们是贵族，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大多数群众被排斥在外，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马克思告诉我们，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和阶级实际上是同义词。前者利用特权压迫和剥削着后者。　　正因为要保持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就竭力提倡一系列观念，把大多数劳动者说成是愚昧的低级人种，把自己封为高贵的聪明能干的高级人种。可是大多数群众和他们实际上一样是有头脑的，一样可以从事劳动管理，参与国事，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的能力。只是他们没有全面地接触到这一些的条件，因此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前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就要扼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竭力排斥大多数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这就更是把他们排斥到这些脑力劳动之外。　　文化和知识原来正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首先他们创造了一切文化和知识赖以得来的条件，如以地震工作来说，所有的仪器、设备、建筑等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还有许多知识和理论的最初原料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直接创造的，经过人们的总结才成为了理论，才有了大部大部的书籍。这些书籍，从造纸到印刷哪一样不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是地震工作者也是工人农民养活的。本来养活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服务。可是有人就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特权，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是不能像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如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企业那样剥夺的，关键就在于要求这些脑力劳动者必须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另外他们原本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过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人民群众中原本有的是聪明才智，他们也是可以为科学等做出贡献。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已经明白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正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说到底正是为了开发民智。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应该承认知识私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不少资本家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成了技术革命的旗手。工人由于把他们当作了机器的附件一度还采用捣毁机器来反抗，表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爱迪生对人类的贡献大家都不否认。许多人搞发明创造正是为了他们自己，专利制度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用柳宗元的话说吧。像秦始皇，吞并六国是为了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产，为此生有阿房宫，死有骊山墓，最好是不死，把天下作为自己的永久私产，因此又有寻找长生不老药。如果归根结底还是要死的，就作为遗产传给后代一直到万万世。可以说是至私之极了，但是柳宗元却指出公天下从秦始。　　然而，现在爱迪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许多重大的科技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干得了的。即使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还有航天、核舰艇等等都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毛主席上升到理论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国家承担起这一工作，有的则操纵在大财团手里。但是在发挥普通员工的聪明才智上他们谁也比不上毛主席。更不会去发动广大群众，提出让群众做科学文化的主人了。所以鄙视和排斥大多数群众，扼杀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是还是层出不穷。在我们中国也不可能因为毛主席的提倡就一帆风顺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抵制。邓小平复辟后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因为有的科技人员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贵族地位，从而保持他们的贵族利益，生怕工农群众掌握了科学文化就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正因为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精神贵族的地位，那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邓小平集团，胡乱邦和李昌之流，反对开门搞科研，大喊要关上门，并且在门口站几个岗，但他们一上台就把我国科研机构的大门大批地打开了，请外国人参观，把我国的科技成就大批地无偿地出卖给外国了。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早已说过，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存在这种现象，许多科技上的事情对老百姓保密，弄得很神秘，但是却可以让外国人来参观照相。关键就在于外国来的也是专家，不会威胁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而让中国自己的人民知道了，就威胁了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他们需要神秘化，在人民群众面前弄得高不可攀，使人们望而生畏。反过来也就保住了他们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威风。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地否定群众性的科技活动。　　知识私有不是从来就只有积极性，而没有消极和破坏作用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大规模人民革命，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可以说就是知识私有把社会拖向了绝境，人民群众不得不亲自起来打破这一僵局，亲自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民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许多没有文化的工农后来成了杰出的人才。李自成、张献忠后来都看起书来，张献忠还学过几何代数，直到哥白尼学说。共产党中的不少将军原来不过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甚至放牛娃成了将军，成了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的空中英雄。杨友宸同志不是出生很苦吗？大概在他年轻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被迫离开某处两三天，就关系到二十四万条生命。冉广歧同志也是没饭吃参加革命的，谁知到后来他不仅领导着47万人民，建设了大量的水利，位居全国第四，而且当听到地震两字时还捧起了地质力学，最后创造了青龙奇迹。　　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知识私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像地震科学。可是像查志远、梅世蓉等人为了保持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或者说为了取得特殊地位，就竭力防止知识被大多数人民群众掌握了，为此他们就本能地反对群测群防，而邓小平集团代表了干部队伍中一些想成为特权阶级的人，他们管理生产、掌握国事，企图垄断这些脑力劳动，成为高踞于人民群众头上的贵族，也代表了查志远、梅世蓉等想当精神贵族的人，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共同起来反对开门搞科研，反对工农群众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　　就以专利制度来说，也早已过时了，正是专利制度造成了技术封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的专利档案中绝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垃圾。而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专利，这虽然也曾经发生我国的辛苦研究成果被国外窃盗的事情，但毕竟把一个几乎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工业位居世界前几名，科学上大到航天、核武器位居世界第三，小到许多科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世界水平。地震科学对人民群众的依赖，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三大奇迹。　　可是邓小平的复辟正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所以复辟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大大地落后了。为实践证明的地震科学的成就也被丢弃了，倒被联合国的官员发现了。　　邓小平集团就是提倡和保护知识私有的。复辟以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1975年他们也是这样提倡的。但正因为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明明是提倡知识私有，却竭力否定知识的所有制问题。如李昌在物理所一次动员大会上就说：“知识私有，是谁提的？你们风吹草动，无非是一些地方小报批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有什么私有不私有？公有私有又怎么分得清楚？谁见过‘知识私有’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私有的知识是梯形的、菱形的？我是知识私无。”　　正是在这样一些胡搅蛮缠下，他们让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把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给他们提供的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要用它来谋私利，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同样是专家中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意见者，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搞科学研究，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适应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因为它可以高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体攻关，使得经济基础很差的国家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苏联依靠这，从一个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成为科学技术可以和美国抗衡，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加加林第一个上天，最先造出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中国靠了它从几乎一无所有很快赶到了世界前几个国家之一。像地震预报1966年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起步，不过九年就创造了海城奇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过凡事都会走向反面的，行政权力和知识私有的专家结合就会成学阀，就会成为学术界的霸王。在国家地震局里以梅世蓉为首的西派占据了领导地位，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了以汪成民同志为首的东派吗？正是梅霸天的专横跋扈，使东派的意见受到压制还不能上达。周总理还在工作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苏联先有李森科压制摩尔根学派，赫鲁晓夫下台后，摩尔根学派又反过来，不但把米丘林否定了，连威廉斯土壤学也一起否定了。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保住他们学术上霸主的地位。不能允许和他们不同的意见出现，以免一旦成功就使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了下去。这就是专家路线必然要反对百家争鸣的原因。苏联没有在科技文化领域进行过革命，结果学术界许多部门都出现了这样的霸王。　　梅霸天之流尽管在唐山大地震中犯下了弥天大罪，但在邓小平集团的卵翼下，不但没有得到追究，反而还对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学派进行更严重的压制。她当了分析预报室主任后，权力就更大了，后面还有人在支持她。由于她极力排斥，对唐山大地震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研究的资金、物资都受卡，甚至许多人没有让他们带学生。我国的地震专家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那时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地震专家。包括像杨友宸、田金武、马希融那样出自群测群防的专家。但现在凡是做出过杰出贡献，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多数没有学生。专家们一个个地衰老，甚至死去，目前普遍地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地震界面临人才凋零，我国的地震工作正在走向彻底灭亡。群测群防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像黄相宁这类地震专家，全国只剩下五、六十人，全都已临古稀。黄相宁迫切希望当局重视群众观测站：“我敢100%保证，只要在全国设立400个观测站，六级以上地震绝不会漏掉！”　　而以前，刘占武印象特别深的是，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可惜的是由于查志远、梅霸天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把持了国家地震局大权，唐山并没有因此逃过劫难。　　我们早就在邓小平刚复辟时就说过了：“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是极端地蔑视知识、鄙视知识、仇视知识，对真正的人才也是这样。”　　正因为知识私有，科学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所以科研人员就在从事科研时首先要看一下对自己有没有利。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要担风险的更不敢问津。地震工作就是应该为国家为社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但是又是一个极有风险的事业。正像钱钢说的那样和地质勘探比：“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而地震工作漏报了大家埋怨，脸却是认识上的原因不能预报还是会埋怨的，如果由于失职还会锒铛入狱，虚报了也有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经济之罪。　　患得患失的结果就是如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谈话中说的那样，西方国家的许多地震工作者早已经不搞预报从事纯理论研究了，邓小平上台以后：

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这些台站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还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在地震工作方面，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学科方面。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复辟前后的论文集，对照一下科学方面的杂志，就会发现前后迥然不同。复辟以前论文的水平往往“很低”，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少论文讨论，其实这些讨论的目的都是在研究如何使它实用化，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不断地补充改进，终于得到了使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果。而复辟以来却水平“很高”，许多指标高到了吓人的高度，而且绝大多数文章出来后，就没有讨论的了。至于能不能用到工农业生产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实用价值，那就不管了。大量的论文都是这样的。不过它们倒有一个用处是复辟以前所缺乏的，那就是可以谋得个人的名利。这儿的利益倒未必是稿费，现在讲经济效益，科研论文读者少，印量少，哪有金庸的小说值钱呢？但是它们往往是评职称等需要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

地震科学家为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干脆躲开短临预报这个研究领域了。但是打的旗号还是要研究，实际内容却偏重理论研究了，什么岩石圈结构，什么岩土力学等等，我也可以写论文也可以有研究成果。但是向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我不愿意干。有意无意之间就回避了。　　　　从职能部门来讲，他很清楚完不成这个任务，但职责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可能就考虑宁可少报，非得有特别大的把握才报。而“特别大的把握”，只是一种理想或是幻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前几年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地震预报研究，在世界灾害预报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很轰动的争论。地震预报究竟该不该做，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日本政府已经不再投入了。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少。

啊！资本主义；啊！知识私有；啊！私有社会。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这次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反共的极右派比谁都积极，在网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文章，在这方面左派倒大大不如他们。对于他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发表的高见我们前面已经批驳过不少。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上他们以前历来没有这么积极过。　　他们现在站在一旁指手画脚，那是最容易的。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在1975年和1976年时和邓小平集团结成一伙，大肆散播谣言，正是他们当时极力支持邓小平集团出来复辟。如飞蝗般的谣言他们双方散播得已经难以分出你我来了，所说的话都众口一词。　　现在他们总算承认我国当时的地震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可是当时他们和邓小平集团一样到处造谣说：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他们一样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作者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他们尤其仇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攻击为“又是这老一套”。　　他们一样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一样声称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说诸如：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　　他们那些如飞蝗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他们同样是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破坏者，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能做得更多罢了。在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被破坏后，更活跃了，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还有“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等等，他们都说过。　　然而现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出来后，他们就好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样，全都兴奋起来了，要用这几十万人的死难来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他们关心的决不是唐山人民，而是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在地震科学的路线上，他们和邓小平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　　正因为如此，对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原因，都是不顾实际情况，认为什么可以攻击就攻击。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有真正中肯的批判，没有一处是打在点子上。这样的批判没有任何说服力，实际是在帮倒忙，所以钱钢出了一篇文章，已经足以把他们击得体无完肤了。　　比如他们原本也是竭力反对群测群防的，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群测群防这样的字眼还真少见。大家都知道在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中，探索唐山大地震漏报时，群测群防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而他们的文章却竭力回避，不得不说时称之为“业余地震爱好者”，而且硬和共产党对立起来，把邓小平集团和查志远、梅霸天之流对群测群防的破坏，说成是共产党对地震预报的破坏。　　什么“业余地震爱好者”？我国的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建设起来的，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选拔人员，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企业提供资金，房屋和设备，在这之上则是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把群测群防工作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对待。他们中不少人是专业的，如杨友宸就是专门抓地震工作的，田金武原来是教师后来也不教书专门测报地震了，马希融也是专搞地震。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提倡和组织就不会有群测群防点。邓小平复辟后，虽然窃取共产党的名义，但是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群测群防不再搞了，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也就不再存在了。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这本来是她个人，充其量她所代表的那股势力提出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借口，出于需要反共极右派把这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生命的漠视。这在逻辑上一窍不通。党中央此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呢！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难道党中央愿意和人民一起挨砸，而不愿意预报吗？　　他们在东派和西派上大做文章，这本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仅仅是西派，有错误而没有罪。汪成民同志作为东派代表，也认为这仅仅是学术问题，关键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他们又在国家地震局在大地震中仪器有的出了格，有的被震翻，以至于一时没能定下震中上大做文章，好像这就是共产党的罪，但这又有什么文章可做的呢？这叫灯下黑，懂吗？仪器震翻了能够怪谁呢？美国或者日本，在地震中枢附近发生了大地震，能够避免定不下震中吗？他们只会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指责，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倒对此提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那就是以后专业的地震部门不但要有精密、灵敏度高的仪器，也要有不大精密灵敏度低但是坚固不易翻倒和出格的仪器。　　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上大做文章，这又有什么好做的呢？当时就是这样，唐山人民是坚强的，在严重的天灾面前，需要的是鼓劲，团结一致救灾抢险，而不是让大家坐下来哭鼻子。当时的报刊杂志，乃至飞机上洒下来的传单给唐山和全国人民鼓劲，对战胜这一天灾人祸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又对我国婉拒国际援助大加攻击，据说那是唐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掩盖，这也是连一点起码的事实都不知道，唐山有外国人，有日本专家参加毛主席引进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建设，还有其他外宾一共几十人，问问他们当时见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他们见到的是中国人民在灾难中对他们的照顾和礼遇。婉拒国际援助是为了使大家发奋图强，断绝依赖思想，坚持靠自己的努力来战胜灾害，我们中国是个大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足以战胜任何困难了，没有任何理由说会比接受外援造成更大的死伤。在抗日战争时一些美国人到了延安，共产党是个穷党，他们原以为共产党会像蒋介石那样开出一张单子问他们要这要那，没想到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难道那也是由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掩盖吗？　　他们又在震级上大做文章，据说实际是八级，因为八级以上外国可以强行干涉所以降低说是七点八级。这又是造谣，当时公布的震级确实五花八门，在现在都一致地认为七点八级。　　唐山大地震时那种共产主义精神是人人见到的，可是他们竟然在这上面也要作文章，说唐山地震后人民死伤无数，而共产党却还要做宣传，如：“×××从废墟中钻出，不救家人，首先救生产队的牲口”、“××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着的毛主席像，问毛主席被碰着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这是卑鄙自私的反共极右分子用他们的小人之心所不可能理解的。马希融同志不是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废墟上寻找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顾不上看望被砸伤的老伴。很快修复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不久又正确地预报了好几个地震。他们又为什么不提大灾难发生不久，许多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不顾自己家人，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抢救外宾。难道这也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是需要掩盖吗？在这方面钱钢就比他们聪明得多。他写出了这一些，同时用另一种方法暗中攻击。因为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地存在，否定他们就是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暴露了出于反共需要就不顾事实的小丑面目。而钱钢，只要假话没市场就一律不讲，就骗得了不少人的信任。他也说一些假话，但主要是靠隐瞒真相对读者造成误导来造成事实上的谎言来欺骗。　　他们连地震发生后，中央要确保北京也要攻击。他们知不知道，北京有五百万人口，是比唐山更发达的工业，又是国家中枢神经。任何国家都会保卫首都。他们知不知道，美国还有一支队伍，一旦发生核战争，专门确保总统和最高决策班子。　　他们又在一旦预报失灵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上大做文章。请问他们崇尚的西方国家那个允许随便发布地震和其他灾难预报？预报失灵一样要承担罪责的。　　最后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就提出了要无条件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广大人民群众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当，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做，我国十几亿人民就疲于奔命了。到最后真正的地震预报来时，大家已经不信了。到那时难道还能去找那些反共极右派算帐？恐怕他们早已是另一种说法了。就好像1976年他们一种说法，现在又是一种说法那样。这种做法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美国和日本允许吗？地震工作应该像刘小汉教授说的那样，搞开放型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群众路线，让广大群众来参加，要对人民群众说真话。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我们起草了一份《告京津唐人民书》，而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六月份半夜的广播提出“中央大怒”，本是邓小平集团恶意中伤当时的中央的，他们也一样借此大肆攻击。赵紫阳在四川搞得鸡飞狗跳墙，难道中央能不大怒吗？美国和日本允不允许这种情况？辽宁、青龙、开滦在地震预报或突然袭击面前所以没有出现四川那样的大乱，是因为党委起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作用，干部带头。而这一些是反共极右派不愿相信也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那全国就天天大混乱了。　　还有一些简直就是纯粹的流氓文章，比如说是毛主席生命垂危要把唐山的24万人民一起带走，这种纯粹诽谤性的论调除了暴露自己的低劣和无聊还有什么作用呢？　　他们借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会儿又归结于什么体制，一会儿又归结为什么制度，说穿了要借唐山大地震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无知还是什么，我国的地震工作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我们的地震队伍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锻炼出来的，我们不过短短的九年就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辽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造了海城奇迹，使得我们的地震工作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使他们悲哀的是，尽管唐山地震预报受到了走资派邓小平集团，以及查志远、梅世蓉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的破坏，还有他们的破坏，但我们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为首者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学大寨的好典型，人民的好书记，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还有一个文革派、批邓派开滦矿务局党委书记肖寒创造的开滦奇迹。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绝口避免谈海城奇迹，至少不会谈谁创造了海城奇迹，对开滦奇迹也绝口不谈。就是青龙奇迹他们也只是提王春青同志，不提县委书记的决定性作用。　　不管是邓小平集团还是反共极右派，不管他们如何攻击，如何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顽强的事实正是我国的地震工作和文化大革命是同龄人，而且创造奇迹的正是文革派和毛主席的好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面前一切诬蔑攻击都灰飞烟灭了。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的电脑和网络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搞地震预报呢？首先只要中国还是邓小平集团在统治，只要还没有恢复毛主席路线，包括地震工作没有恢复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我国的地震工作就只能走下坡路。讲明白点，只有推翻邓小平集团的复辟政权，重建社会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重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国才能重新开展起地震工作。　　但是现在说的是，今后如具备了条件应该如何预报地震呢？应该指出因特网的发展如能用于群测群防，那一定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全国应该有一个国家开设的专门的地震网站，全国各地的群测群防点都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户口，提供自己的经纬度，并且各点定时地向该网站通报数据，都根据自己的观察随时改变。为了防止黑客捣乱，这些注册的户口都必须有当地的证明，并且使用只有工作者才知道的绝密的复杂的密码。　　有一些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网站上出现一张很大的地图，各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都历历在目，比如土地电仪的异常，以各种颜色来表示，如用绿、黄绿、黄、橙、红来表示该点测得的地点情况，如果在一片地区，大多数点都成了黄色的了，那就要警惕了，成了橙色的了那就危险了，成了红色的那就是地电严重异常，可能已经临震了。当然也可能其他原因而发生大面积的地电异常，这就要结合其他因素来考虑了，比如地应力、地倾斜、磁偏角、水氡异常等等。也各有自己的地图可以采用这种办法直观地表示出来。这些情况都不对群众保密，一般群众不能在上面发表，但可以阅读，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那个地区好几种地图都变黄色、橙色和红色了，就会自己相应地采取措施了，各地各单位的党的领导也必须有人经常上这样的网站，观察。发现地震危险，既要安定人心，又要领导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　　唐山大地震前，地电严重异常。如果那时有因特网，各群测点都把自己观察到的异常送到该网上的话，必然是一片红色，要知道电表都烧毁几十块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严重的地震危险正在逼近，就会采取措施。灾难也就可以避免。梅罢天等对下漠视群测群防点，对上封锁消息也就不能得逞了。也决不至于杨友宸一走群测群防网就立即破碎。网络的优点就是它是网状结构，不是树状结构，不至杨友宸同志那样的主干倒下，就全树崩溃，大多数群测点最多只知道自己和两三个网站有异常。当然网络是人建立的，也会有网络霸王出来捣乱，这是另外的话了。　　除了地图以外也可以用曲线等表示方法。比如某个点现在地图上是黄色了，点击该点就可以出现该群测点该类数据的曲线图等等。还有其他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示。　　网上要有三个论坛。一个是专家论坛，各位有名望有过成就的专家可以在这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慎重，不能因为自己的名望，使自己发表的意见主导了舆论。一个是一般的群测群防点的工作人员的论坛，说话可以稍微随便点，但必须负责任。另一个一般的群众论坛，谁都可以去注册发表言论，那就可以比较随便（当然不提倡在这儿灌水和说假话，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为此主张不使用化名，必须真名实姓并且提供所在单位或公社街道）。比如我家的老鼠搬家啦，他家的水井溢出啦，都可以在上面发表。应该让各地群众知道当地的群测群防点，有了情况先到那儿去反映。工作人员就可以到那儿去观察，看是否属实，是否是干扰或其他原因，然后根据情况可以以群测点的名义在群测点工作人员的论坛上发表。如果工作人员对群众所报的异常否定了，而报告者不服气，就可以在群众论坛上发表自己发现的情况和意见。　　不多说了，其他只要搞起来了，大家会提出更好的意见来的。总之这样一来，广大群众都参与了地震预报工作，我们这个地方安不安全，上了网就一目了然。专家作的中长期预报意见也没有必要对大多数群众隐瞒，也可以把他们划出的地震危险区域地图展示在因特网上，使得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国的工业能力实际已经非常强大，因此许多测量的土仪器应该制式化，测量结果要尽可能统一，价格要极低廉。有不少数据实际是求它的异常，即与平常比高了或低了。这样就可以才仪器里装一个专用的计算器，对于数据积分，并除以时间，这样得出一个平均值，然后用来除即时值，如果没有异常就大致上在一左右，异常了就大大超出一或低于一，这样各地的数据就比较一致了。当然数据的绝对值也是要的。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往而不胜，不同时期对待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　　以上的办法也可以对付空袭。海湾战争以后究竟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人民战争还灵不灵？应该说不但还灵，而且因为因特网的出现更加灵了。就像各种土仪器测量地下的恶魔那样，对于飞贼，也可以用价格低廉，但是数量庞大的仪器来测量，也可以发动群众来进行人民防空，使得天空对我们透明，甚至连隐形的飞贼也可以让它显原形。这样群测群防点就既管地又管天，地震的危险来临时重点管地，敌人入侵时重点管天。对敌机和敌导弹，也可以用大量简单的和价格低廉的干扰设备，来进行干扰，使它们变成瞎子、聋子、哑巴，同时用硬杀伤武器把它打下来。如此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质问钱钢

作者：金睛

钱钢先生，我的《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原来在1986年就准备写的，因为客观原因没能写成，后来准备的材料也大多失去了。但是你的文章还保存着。在那个时候，你的文章迎合当f局口味就可以得到发表，我的文章就是写了也没有机会发表的。所以后来也没有补写。1996年二十周年，在7月27日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摘登发现有所改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今年三十周年，我就写了二十年前就准备写的文章，并且还是按照二十年前的口气，准备在三十周年时在网上发表。可是当我在网上下载你的《唐山大地震》电子版时，才发现你在1996年已经新版，一些地方做了较大的改动和补充。

我已经没有时间认真对照阅读你的新版，也没有时间对自己写的文章做较大的改动，我得在 7.28.以前发表我的文章。所以只在1976年 7月27日的会议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补充。也许出于你的意料之外，你提供的材料使我发现查志远、张魁三两人对于唐山地震没能预报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尽管他们不是罪魁祸首。又进一步感到汪成民同志能够按照当时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做，对于群测群防非常积极可惜被他们冷漠了。所以你的新版对于追查这场本来完全有条件预报的灾难却没能预报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也许这出于你的意料之外。

但是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质问——现在这个质问也只能是不完全的，你做的有些改动，为什么要这样改？

首先胡f克实作为地震局党组负责人，对于唐山大地震没有能够群测群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山在1974年就和辽南并列，并且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明明说明必须“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那时唐山也不是没有就群测群防作过工作，至少你的文章里披露群防已经搞过。照理群测也不可能不和辽南一起上马。可是在整整1975年没有看到胡f克实提出组织群测群防。没有理由说他那时受到了谁的妨碍。他正春风得意，自以为时机已到可以攀着邓**高升了。因此只能说是他失职不做。1976年也不是一开始就批d邓的。年初邓**尚且主持了周总理追悼会，他更不可能失去权利。可是在年初唐山地震危险已经逼近时，他还是没有提出搞好群测群防工作。就是在他受批判的日子里，只要他还没有撤职，他也得做好这一工作。可是他始终不做。

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不是不能预报，事实上辽南地震预报的要素，唐山都具备了，惟一缺乏的就是群测群防。对此作为国家地震局党组负责人的胡f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不知道他们那伙人一贯反对人民群众参加科技工作，反映在在地震工作上就是反对群测群防了。因此他是造成唐山地震没能预报的第一个嫌疑犯。你为他撤职鸣冤叫屈，甚至好像他就是地震预报的化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地震预报，就得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负责。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倒是，如果他能早一点被撤职，或许唐山就是第二个海城。

可是不但在你的1986年版《唐山大地震》里对于群测群防的作用从来没有作过正面的描写，没有追查过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在1996年版里你仍然竭力回避这个问题。对于群测群防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始终没有一点正面的材料。（非正面有透露，比如耿庆国的理论就是在农民和老乡的启示下发现的）也不对是谁反对群测群防提供一点新材料。相反，你还对胡f克实这个最大的反对群测群防的嫌疑犯大大地加强了篇幅，进一步为他鸣冤叫屈。

他被批判时给他开列的罪行中有没有和地震预报有关的？如果没有，那么按照法庭上的语言说：“此事与本案无关”，根本不该写在《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文章里。地球不会因为少了谁而不转了，国家地震局也不会因为他受批判就不运转了。事情总会有人干的，倒是占据高位不干事或反而倒行逆施才是最最危险的。你把“与本案无关”写在里面占了那么多的篇幅干什么？要利用唐山人民所受的灾难让人们对他同情吗？

如果人们的指控与地震预报有关，那你就更得把人们指控的罪状和罪证拿出来，让大家评评，胡f克实在地震工作上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有罪。如果这些指控有理的话，比如指控了他反对群测群防，那么这正说明了他是破坏唐山地震预报的无可开脱的罪人。可是你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一丝材料，相反用更多的篇幅要人们同情他。

对于当时人们给他开列的罪状，以及提供的证据，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应该提供出来，也必须提供出来。既然已经把批胡f克实提到这样一篇文章中了，那么就应该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如果确实胡f克实坚决地主张群测群防，而是批判他的人反对群测群防并且批判他就是为了破坏群测群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你，是批胡破坏了地震预报。可是你一直不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又怎么能使我们相信批胡破坏地震预报的结论呢？如果他坚决反对群测群防，从而是个地震预报的破坏者的话，那么批判他不正是应该的吗？而且因为到 7.12.才罢了他的官，我们不是应该惋惜为什么没能早一点把他从地震党组负责人的位置上清除出去，不然唐山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还是希望你在现在早一点把这方面材料全部提供出来，让大家分析。如果久久不拿出来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这中间有鬼。

你还替胡f克实评功摆好。许多内容无非是把他描绘成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种样子我们看得太多了，上当也太多了，已经不能再欺骗我们了。邓**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我的批判是对我的挽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可是结果如何呢？有人说：“江 青为他转了这封信，并提议让他出来，江 青作了东郭先生。”你在《唐山大地震》中写那么多与地震无关的事情干什么？如果需要，你另外写一篇“伤痕文学”好了。不要写在《唐山大地震》里。

在你给胡f克实补充的材料里只有一件事好像与地震工作有关。

1986年你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可是1996年你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f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你特别提到会议是胡f克实主持的。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归到胡f克实身上。可是你弄巧成拙。

国务院文件的功劳属于国务院，怎么能够归到胡f克实身上。而且国务院的文件明明写得很清楚：“望你们在搞好批 林批 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而胡f克实没有提出群测群防，没有大打人民战争，正是他对抗了国务院文件和地震工作路线。

你在文章里还把胡l耀邦、李昌也提了出来。他们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说他们干什么。你本意是为了说明“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可是你又一次弄巧成拙。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胡f克实的顶头上司是胡l耀邦和李昌。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很少知道或还记得。我在文章里已经拿出了当时的材料证明这两个人是反对群众搞科技的，如果应用到地震工作上就是反对群测群防。说实话，我倒很担心我的文章发表后，人们会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化很大的篇幅来说胡耀邦和李昌。现在好了，你明确地说他们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并且和胡f克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下好了！胡l耀邦和李昌反对群众搞科技，那么具体到地震工作就是胡f克实反对群测群防了。——真要谢谢你呢？

对地震局长刘英勇你还加上一段话：“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

刘英勇真是这样吗？这真使我们感到吃惊，难道这就是当年的红小鬼、老红军吗？我原来的文章中一直尽量避开他，不伤着他，这在现在文章里还保留着。但是他如真的这样说倒不能不鄙视他了。哪有这样的英雄？这不分明是一个官迷心窍的老官僚吗？一个襟怀坦荡的人，对于自己担任的职务，如果做得下来就做，如果做不下来或者上面的路线或要求，不合自己的心意，那就干脆辞职。而他却在那儿患得患失，揣摸人意，遇到事情需要负责的能推给别人就推给别人。尤其是决不会舍得丢掉乌纱帽去辞职。让这样的老官僚主持地震工作真的不误事才怪。

现在看来汪成名同志为什么要写大d字z报了。就是他们的意见被这班官僚冷漠了。

可是钱钢先生，我真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新版的《唐山大地震》里，你把汪成名同志写的大d字z报也改了。1986年你是这样写的：

大d字z报之一：……

大d字z报之二：……

可是现在成了：

其一：

其二：

大d字z报就是大d字z报。汪成名同志所写的本来就是大d字z报。可是你为什么要突然回避这个词呢？

在另一处你原来是这样写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d字z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

可是新版里你在大d字z报上加了个引号，众所周知，加引号就是说它原本不是大d字z报。

你为什么这样回避大d字z报这个词呢？是不是那是文 化大革 命的极左，写汪成名用大d字z报反映意见就是表明那是极左的功劳？是不是大d字z报不受邓**的法律保护，正确说为他的法律所镇压。——这个不追究了。可是光从这个事实看，钱钢先生你并不客观，你的文章出于需要可以对事实进行加工。那么你说汪成名同志写大d字z报是因为“国家地震局正忙于运动”我们还能相信吗？大d字z报是写给大家看的，是为了向大多数人呼吁，如果真的“国家地震局正忙于运动”因此领导没有重视，那么只要到领导的办公室里用手推推领导对领导的语气强烈一些就可以了。用不着大d字z报。你又一次弄巧成拙。我以前也没有就此深思，现在应该得出结论，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对于唐山地震没有预报是有责任的。大d字z报里提出要“紧急动员”，也就是要搞群测群防，可是被地震局的领导漠视了，汪成民同志不得不用大d字z报大声疾呼。大声疾呼还是被冷漠。

有一段话你原来是这样写的：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脸柜里沉睡了九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可是这次我惊奇地发现“九年”竟然被你改成了“多年”你做这样的改变干什么？看来你原来泄露了天机。可是1986年一出版就被我抓住了。汪成民要求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可是这些关系到二十四万条人命的资料竟然被尘封了九年。或者当时审查过，不久就不查了，——不是正好政 治气候变了吧！或者从来就没有审查过，也根本就不想审查。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究竟要隐瞒什么呢？1985年资料到了你的手里，你无意中把这一天机泄露了出来，大多数人还不注意，可是那些要想隐瞒真相的人倒着急了，于是1996年再版时你急急忙忙为他们避讳，就这样“九年”改成了“多年”，好像此事已经审查过了。

钱钢先生，看来在你的文章里避讳的事多着呢？你不是对于唐山地震没有预报的真正原因一点不知道，你是在为他们开脱。并且把责任推到他们的对立面。对于他们的对立面你一个名字也没有提，我们倒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他们在群测群防问题上有没有指控过胡f克实等人。

如果不是避讳的话，老老实实地把这些指控全部倒出来吧，让大家来分析到底是冤枉了胡f克实还是……

还有一段话，1986年是：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1996年版是：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这些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收集资料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篇幅大大减少。最主要是把“巨人”的观察砍掉了。为什么要砍呢？很简单，写了巨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位“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如果当时搞了群测群防，人民一定会感到震惊。唐山地震就得到了预报了。钱钢是在有意识地掩盖这一点。他是有意识地包庇破坏群测群防的人。

好了！限于篇幅，关于责任的问题到此为止。现在说点别的。

对唐山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大地震的影响原来是这样说的：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的煤中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港、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自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但是在1996版中却只剩下这些了。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煤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支持着中国的主要钢铁厂。　　唐山的电力举足轻重，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唐山还有冶金业、纺织业、还有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然而作为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篇幅大幅度减少。显然大大缩小了唐山大地震对我国经济的破坏和严重的后果。为什么钱钢先生突然要缩小唐山大地震对经济的破坏和严重的后果呢？事实是，邓**要把1976年我国的经v济说成已经到了崩 溃的边缘了。而实际情况是：即使根据邓**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1976年我国粮食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夏粮大丰收。该年水、旱、虫、雹也很严重。而工业，我国尽管倒了一根经济支柱还有微小的增长。——这是一个奇迹。邓**当然希望尽量地缩小天灾，而钱钢适应了他们的这个需要。把1986年不经意中透露的损失尽量缩小。这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写得更明白。这儿不多说了。

还有钱钢把“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也删了。那是因为陡河发电站是毛主席1972年邓**在江西时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项目之一。暴露了1976年，就使得邓**为了篡权给毛主席、给文化革命和批 邓加的“排外”、“闭关锁国”的谎言也暴露于公众之中了。

当然钱钢先生也有改得很对的，如：

如果我们今天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远古年代由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而我们的远祖也是在山摇地动中降世的！

这“远古年代”原来是“二百多万年前”。钱钢先生在新版里总算把原来的外行话给改过来了。

钱钢先生的1996版还没有认真对照着看。先说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对照着看。

曾几何时大地震使人们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吃穿住用，互通有无，风雨同舟……　　曾经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依照他们的说法，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的需要降低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而当条件稍有变化，人们的私有欲又会故态复萌。　　20年后，唐山人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不知你读后有什么感想？你还是坚持你原来的观点吗？那么请问1986年以后我国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灾害——天灾，或者人祸，或者由于人祸而加重了的天灾。请问在最近二十年来遇到这类情况，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的需要降低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后，人们是不是本能地互相依存？是不是也出现了共 产主 义？

内容不必介绍了，看来并没有出现共 产主 义，倒是让抢劫和罪恶占了上风。

我忽然想到，92次特快被洪水围困如果发生在1966年、1976年或是1958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在现 在这个盗贼蜂起的年 代，每年有15000多罪犯被杀，许多抢劫不算犯罪案子。无灾无难时，一家新开张的超级市场，也会有成群的人哄抢，甚至钻到厕所里吃鸡喝饮料，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对他们谁也没有办法也确实不能当作罪犯。唐山大地震时 100万人中因抢劫而被捕的不过1800人，真是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