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成仁 | 一个蚕丝 两种想象：《春蚕》与《江村经济》比较三调——文学与人类学的江南乡村社会分析
桐乡的桑苗地（文中图片均为笔者拍摄，为免繁冗，不一一标注）
内容提要
《春蚕》与《江村经济》在对象、时空、关怀、认识论等方面有众多相同的地方。文学层面对《春蚕》的研究多从行为资料验证与乡村社会理解角度使用《江村经济》，人类学也没有将《春蚕》放入到与《江村经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对读和理解。在归因方式、思想资源及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三个层面，可以对这两个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比较和阐释。比较两个文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注意到江南乡村社会形态学差异以及1932年同时存在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的现象。辨析两个文本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能够展现不同归因方式背后共同的左翼思想如何形塑并刻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在重新认识“主题先行”问题背景下，虚构（文学）与非虚构（人类学）交错中形成的具有方法性质的非化约写作方式，隐含着解决“主题先行”的路径。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中的经典比较，可以为各自学科带来新的启发和可能。
关 键 词
蚕丝 江南乡村 茅盾 费孝通
茅盾的小说《春蚕》与费孝通的民族志《江村经济》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蚕丝与农村家庭是二者共同的讨论对象，同时作为《江村经济》文学版的《茧》也与《春蚕》同属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行列。[1]更重要的是透过蚕种“洋种”（改良种）与“土种”（农家种）的革与留，可以发现《春蚕》与推动《江村经济》形成的郑辟疆、费达生及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蚕桑改良推广实践与“合作丝厂”实验工作有着隐秘而直接的关联。随着《江村经济》中文版的译介以及文学与人类学的相遇，今人在研究茅盾的《春蚕》时，开始有意识地将费孝通《江村经济》及其研究观察纳入讨论的视野。不过，文学研究主要将《江村经济》及其观察并置于对《春蚕》的讨论，或作为行为资料验证，[2]或作为乡村社会运作背景说明，[3]并没有对《春蚕》与《江村经济》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对于《江村经济》的分析和理解，基本没有将同时期茅盾的《春蚕》及其相关写作放入到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对读和阐释。事实上，《春蚕》工笔画式的江南蚕农行为描述，可以补充《江村经济》中没有的育桑养蚕过程特别是蚕桑相关仪式的呈现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中可以发现两个文本都没有注意到的江南乡村不同社会形态的存在。因此，《春蚕》与《江村经济》之间外显与内隐的关联，二者之间相似的乡村认识论、不同的问题归因方式以及有差异的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是本文希望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归因方式背后有其不同的思想资源，正是不同的思想资源塑造了《春蚕》与《江村经济》各有差异的归因方式。对于同时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两本著作而言，只有看清其思想脉络，才能真正认识人物行动与选择发生的社会场景，看清社会事实的本相。同时，我们注意到同样受左翼思想的影响，《春蚕》与《江村经济》已成为中国文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基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刻画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基础性的思维方式与学术传统。由此，梳理、分析和比较《春蚕》与《江村经济》不同归因方式背后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思想资源及其作用，是本文希望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完成的作为《江村经济》小说版的《茧》，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带来了一个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的问题。当我们将小说《春蚕》与民族志《江村经济》放在一起比较和分析时，必然会再次触及文学与人类学连接的问题。茅盾的《春蚕》久已存在“主题先行”的批评，[4]有意思的是，同样受左翼思想影响，《江村经济》为何没有被批评为“主题先行”？这其中存在着写作方式的问题。是否可能在《春蚕》与《江村经济》的比较中，带来对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的新视角和新认识，特别是对化约与非化约写作方式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本文希望讨论的第三个问题。由这三个问题出发，本文将在行为过程、社会脉络、思想源流、写作方式等层面展开分析和阐释。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进行《春蚕》与《江村经济》及文学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需不需要田野调查，需不需要来自田野现场的观察、理解与体悟？对于文学和人类学两造而言，可能都存在着一个“迈向作家文学（而非民间文学）的田野”之问题。2023年4月、2024年1月，笔者先后两次在浙江桐乡凤鸣、屠甸、石门等六个乡镇进行蚕桑文化系统田野调查，看到部分村落仍然保留着传统桑菜共生种植模式以及人们手工做蚕丝被的过程，对于桐乡地方文献《补农书》和茅盾《春蚕》及相关写作中所描绘的场景，有了基于现场的感知和体悟。2024年8月，笔者回访桐乡，特别对乌镇区域进行集中的田野踏查。在离开桐乡田野之后，笔者与桐乡从事蚕桑事业的返乡青年仍然长期保持联系。2024年5月，笔者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探访，并踏访震泽、盛泽等吴江传统茧丝绸产区，同时查阅了苏州图书馆、苏州档案馆、吴江图书馆、吴江档案馆中与蚕丝相关的文档资料。2025年4月，笔者再次回访桐乡，参访双庙渚蚕花水会，观察新的政策措施对农村蚕桑种养的影响，并在田间地头与桑苗培植农户进行访谈和交流。这些来自田野现场的理解与体悟以及对在地人群生活方式、行为过程和思维模式的观察，既是笔者进行《春蚕》与《江村经济》文本分析及其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迈向作家文学的田野”的一种尝试。
乌镇街景
一 比较与对读：文化脉络和社会形态学
《春蚕》（文学）与《江村经济》（人类学），是可以放在一起对读和比较的经典作品。《春蚕》主旨在于反映“农村经济生活”，[5]《江村经济》则以呈现中国农民经济生活为主要目标。同时，农村经济加速崩溃是《春蚕》的核心场景和写作意旨，[6]《江村经济》则以乡村社会丝业衰退、传统家庭手工业破产带来的乡村经济结构解体与家庭结构变迁为主要问题。[7]更有意思的是，《春蚕》与《江村经济》都从一个村庄出发来分析和理解中国，以典型村庄指代和喻示中国。《春蚕》以一个微观的蚕丝生产过程指代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东村庄”隐喻中国农村，[8]《江村经济》的副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典型村庄“江村”来喻示中国。因此，把二者放在一起对读和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春蚕》与《江村经济》都没有注意到的江南乡村不同社会形态问题，也能看到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丰富、立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和古今连贯、内外交织的社会运作过程。
（一）仪式与习俗中的社会形态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也是人类学理论构建的重要行为资源。同是以蚕丝为中心的写作，《春蚕》呈现了《江村经济》中所没有的众多育蚕仪式过程，如浓墨重彩的收蚕仪式等。[9]在人类学视野中，人生阶段转换、社会生活过渡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一个“过渡礼仪”来完成两个阶段、两种生活形态的衔接，[10]从而让个人更顺畅地嵌入社会体系，让社会生活平稳、利落地转入另一种形态。江南蚕桑社会春蚕繁育期间“蚕月”的组织形态、运作原则与生活方式迥异于平常。如《春蚕》所描述的，“现在这村里家家都在‘窝种’了。稻场上和小溪边顿时少了那些女人们的踪迹。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乡农们即使平日是最好的，也不往来；人客来冲了蚕神不是玩的！他们至多在稻场上低声交谈一二句就走开。这是个‘神圣’的季节”[11]。在乌镇这样的蚕桑社会，“蚕事到了‘窝种’阶段，往往是学堂放假，官府停征，至亲好友不相往来”[12]。江南蚕区也有“蚕忙假”的做法，[13]乌镇也不例外，谓之“蚕关门”[14]。因而，《春蚕》中艺术化、场景化的描述实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抽取。“蚕月”期间江南乡村社会组织以家庭为主要形态，全家总动员投入到异常繁忙的蚕丝生产中，家庭与家庭之间尽量减少交往，村庄没有公共生活；而就平常而言，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村落共同体的集体形态来应对农事组织、公共事务及日常娱乐，时间节奏跟着自然节律缓缓转动。
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和运作体系，犹如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所说的“社会形态学”，即在一年的不同时间段里劳动形态、人口组织、社会运作等方面出现颠覆性反差，从而形成动静不同的两种社会组织原则和过程。[15]在这动静不同的两种社会运作形态转换中，需要如“收蚕”仪式这样的“过渡礼仪”来标示、衔接不同的社会形态，既提醒人们社会形态转换时节（由动到静、由村落到家庭、由闲适到劳作）的到来，展现社会时间的韵律感，更让社会本身能在两种不同形态间顺畅运作，不致出现撕扯、断裂，进而造成社会动荡，让人、家庭、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形成所谓的社会“位育”效果。[16]费孝通在江村调查的时间是1936年7月至8月，不是江南社会传统蚕桑生产时节，他可能没有看到村民为此举行的众多仪式及其过程，因而《江村经济》中基本没有与蚕桑相关的仪式呈现。通过《春蚕》，我们可以看到《江村经济》中所没有的江南乡村社会众多蚕桑仪式过程。有趣的是，通过文本对读，可以发现写作《春蚕》的茅盾倒像一个文化人类学者，区别于江村时期费孝通浓厚的社会人类学倾向，[17]对仪式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和呈现。重要的是，通过蚕桑仪式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春蚕》和《江村经济》都没有注意到的江南乡村社会形态的差异及其不同的社会运作原则。
乌镇茅盾纪念馆
《春蚕》也呈现了《江村经济》中没有讲到的许多蚕桑类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比如老通宝用村落里已成惯例的大蒜头涂泥来卜算一年的蚕花收成，[18]四大娘在“蚕箪”上糊“聚宝盆”和“蚕花太子”，[19]祈求蚕宝宝无灾无难顺利长大从而获取这一年的丰收。另外，全村人与养蚕不好的荷花家保持距离，以免传染晦气，[20]形成了众多与蚕丝生产相关的“巫术性的传统主义”[21]。《春蚕》同时呈现了既具仪式效应也是生活习俗的“浪山头”“望山头”等蚕丝生产民俗。[22]所谓“望山头”是亲朋好友来家里探视当年的蚕花收成，这个时候客人们会带来软糕、线粉、梅子、枇杷、咸鱼等礼物，间隔月余不曾往来的亲戚朋友们开始相互走动、探访。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带着软糕等礼物来老通宝家探望，就是一例“望山头”的过程。[23]“望山头”标志着社会运作从以家庭为主、静态运行、密集劳动的形态开始转入以社区为主、动态运行、日常生活的形态。虽然有学者经由《春蚕》讨论江南地区民俗生活，[24]但通过《春蚕》与《江村经济》的对读，特别是对仪式过程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蚕丝生产、“蚕月”运行为中心的江南乡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运作形态，这一不同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来自对古代蚕桑生产时间节律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承继和延续。[25]因而，透过《春蚕》所提供的《江村经济》中没有的蚕宝宝由头眠至大眠（五龄蚕）生长过程及相关仪式的呈现，能让我们对江南乡村社会有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解。
不过，《江村经济》也提供了《春蚕》中没有呈现的江南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与行为体系的制度背景。如《春蚕》中提到老通宝家负债三百多块，[26]但没有提及他家为什么会欠那么多债。《江村经济》以实地田野调查为中心，呈现了一个拥有9—10亩土地的主干家庭一年支出普遍需要263元（食品47元，衣料30元，礼品10元，燃料、灯火等36元，房屋及船上用油20元，农具及肥料10元，蚕丝业开销50元，土地税10元，定期用费50元）。[27]正常年景新米上市后，这一家庭将余粮售出约可得68.4元，[28]以263元支出计，每年家庭亏空约194.6元。单靠农业，实际不能维持生活。这是以有土地的自耕农家庭进行的收支计算，需交租的佃农家庭情况则更为悲惨，[29]老通宝家“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30]，因此欠债三百多块在当时的地权状况和社会状态中亦属常情，并非夸张。如果碰到高利贷，那么这个家庭将大概率陷入破产境地。《江村经济》中也呈现了江南地方社会这样一种常例：出借的钱按桑叶量来计算。农民借钱时并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人为制定的，每担（114磅）7角。譬如，借7元钱，可折算成10担桑叶。借期在清明结束，在谷雨以前还款。借债人必须按照当时桑叶的市场价格归还相当于10担桑叶的钱，那时每担桑叶为3元。如10月借7元钱，到第二年4月则必须还高利贷者30元。这五个月中，借债人每月负息65%，这种借贷办法被称为“桑叶的活钱”。[31]如此之高的利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仅是一种重压，实际效应犹如绳索，可以轻易勒毙一个家庭。因此，《江村经济》与《春蚕》的对读和比较，能让我们更整全地了解当时江南乡村社会运作的实态，从而对这一社会体系下人的行为、选择及其命运有更深入的理解。
江村开弦弓水景
（二）《春蚕》与《江村经济》的相通与相异
透过蚕种的革与留，我们可以看到《春蚕》与《江村经济》隐秘而直接的关联。在《春蚕》中，老通宝与四大娘、阿四在蚕种用“土种”还是“洋种”上有着很不同的态度，最后老通宝家养了四张“土种”、一张“洋种”的蚕。“过去，人们是通过他们自己喂养的蚕的纯系繁育生产蚕种的”[32]，这便是所谓的“土种”。“土种”孵育过程中，人们多用自身的体温或被窝来孵化蚕种。[33]《春蚕》里四大娘就是用自己体温（前胸）和被窝来孵化蚕种“土种”。[34]“土种”的问题是比较容易将病菌传给第二代；所谓“洋种”，就是通过杂交育种及现代检验检疫手段形成的蚕种改良种。[35]当时对于进口和国产的蚕种改良种，农民将其统称为“洋种”。[36]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及郑辟疆、费达生等改革者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蚕种改良工作，推动“土种革命”，[37]是国内较早进行大规模蚕种改良种技术变革和推广的机构与个人。20世纪30年代，江苏的桑树苗主要由浙江供应，浙江的蚕种改良种则主要来自江苏。[38]到1946年时，这种情况仍没有改变，浙江蚕种改良种自制仅四万至五万张，由江苏供应十余万张。[39]在郑辟疆的领导和费达生的推动下，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及其校友建立了众多蚕种改良场，[40]在浙北杭嘉湖平原建立由郑辟疆倡议、江苏女蚕校师生创办并与女蚕校关系极为密切的大有蚕种改良场第九、第十分场。[41]第九分场设在南浔，第十分场办在德清。南浔、德清分别与桐乡接壤，地域毗邻、水脉相连。同时，大有第三蚕种场也接受了浙江蚕桑科学生来场进行制种实习。[42]1930年，江苏女蚕校及与其联系紧密的蚕种场共生产改良种37.2万张，[43]而女蚕校与沪宁沿线各蚕种场生产的改良种达到140万张，[44]为江浙地区大量提供蚕种改良种（“洋种”）。20世纪40年代，大有蚕种场则直接辅导了浙江乡村的蚕业生产。[45]因此，透过蚕种改良种的使用，可以发现，《春蚕》的世界与塑造了《江村经济》的郑辟疆、费达生及江苏女蚕校的蚕桑改良实践有着隐秘且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春蚕》的世界直通江村的世界。[46]
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旧址催青楼
不过，《春蚕》与《江村经济》对于蚕种改良种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形成了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认为“蚕种（改良种）的生产从经济上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蚕种的价格仅为生丝生产总费用的3%”[47]。在《春蚕》里，老通宝对于“洋种”（改良种）有着强烈排斥的激烈态度，[48]这一态度除了朴素的民族感情，还需要放到蚕种支出和蚕茧收入中才能得到更完整的理解。实际上，当时“洋种”的价格远高于“土种”，一张蚕种改良种的价格是8角至1元，“土种”是1角起售至三四角；当时在浙江新昌、嵊县一张改良种的蚕卵数量只及“土种”的四分之一。[49]同属浙北大区域，《春蚕》中“东村庄”一张蚕种改良种蚕卵数量应该与新昌、嵊县差别不会太大。这实际上增加了人们在蚕种上的支出。因为蚕茧、蚕丝收购价格有起伏，蚕种改良种的价格和质量也是起起伏伏的，[50]使得购买蚕种改良种的支出在已经衰落的蚕桑家庭手工业中实在是一笔不小且收益晦暗不明的开销。因此，与吴组缃所说像老通宝这样的农民未必会坚持不用“洋种”不同，[51]在价格和收益上的考虑，应该是老通宝强烈排斥“洋种”而用“土种”的主要原因，且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大有蚕种场旧址
茅盾和费孝通对于蚕种改良种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老通宝激烈排斥“洋种”（改良种），茅盾自身也将“洋种”比作乡村里的“陌生人”，“洋种”的推广使得乡村的金钱通过这个裂口，流入都市，流向外洋。[52]在茅盾看来，“洋种”能够一步步得到广泛推广，作为“陌生人”“势力却一天一天强大，因为它有靠山：一是茧厂规定洋种茧价比土种贵上三四成，二是它有保护，下了一记‘杀手锏’，取缔土种”。[53]茅盾对蚕种改良种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批判态度。费孝通虽然注意到江村改革者的行动与他们的目的不那么一致：他们决定把工业留在农村里，却把蚕种的生产从农村转移到专家手里。[54]但蚕种改良技术和产业掌握在中国人手上，相关收益也留在中国而不是流出“外洋”，且有利于重塑本土蚕桑产业，加之在统计比例上价格不高，使得费孝通对于蚕种改良种整体抱持一种欣赏和接受的态度。[55]对于同一个蚕种改良种，《春蚕》与《江村经济》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和分析，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蚕丝生产过程中一个小环节，也有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通过《春蚕》与《江村经济》的对读和比较，我们看到同一社会事实本身会有不同的多元面向，注意到蚕丝生产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进而对江南乡村社会自身的丰富和复杂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当文学对《春蚕》的重新解读，从基于生活经验的“生活真实”观扩展为从历史出发的“历史真实”观时，[56]细致辨析和理解历史事实本身的多元面向和复杂性质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接近“历史真实”，这也是文学与人类学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之所在。
乌镇修真观广场
二 “卖不出”与“买不到”：认识论和归因方式的异同
1932年，老通宝家获得了六十多年来第三次蚕花大丰收，却不承想出现了“丰收成灾”的局面。一般认为《春蚕》首先开启了对20世纪30年代“丰收成灾”这一主题的写作，对左翼文学的话语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57]但在参加过学运当时亦具进步思想的费孝通的田野调查陈述中，江村“合作丝厂”蚕茧“1932年总供应量还不足以供工厂开工一百余天之用”。[58]因为蚕茧供应量不足，1932年是“合作丝厂”自1929年开办到1937年抗战毁弃的八年运营时间里，开工日最少的一年。[59]1932年，社员蚕茧供应量下降，江村“合作丝厂”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蚕茧，同时为了机器不空转，开始为其他工厂代为缫丝。[60]同是1932年，《春蚕》描写的“丰收成灾”景象里蚕茧根本卖不出去，《江村经济》里的“合作丝厂”则是社员不卖给自己入股的工厂蚕茧，工厂买不到社员的蚕茧，只能向市场寻求供应，且在供应不足时，只能为其他工厂代缫。一边是卖不出蚕茧，一边是买不到蚕茧，为什么同在1932年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差极大的现象？[61]《春蚕》与《江村经济》以及同具左翼思想的茅盾与费孝通，谁的叙述更接近事实本相？我们该怎样理解1932年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就涉及《春蚕》与《江村经济》不同的归因（解释）方式问题。不过，在讲《春蚕》与《江村经济》不同的归因方式前，我们需要看到茅盾与费孝通浸润在写作过程中并在写作之前就已存在的共同的乡村问题认识论。
（一）乡村认识论的共识
第一，茅盾与费孝通共同体认到蚕丝手工业对于江南乡村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在茅盾看来，江南社会之所以很少有在军阀部队“吃粮”当兵的农民，“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带的（手）工业能吸收他们”。[62]费孝通认为不能为江村小块农田所吸收的妇女劳动力，正是靠了蚕丝家庭手工业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进而提升了家庭收入，保证家庭生活的基本质量，这是江南社会富庶的经济基础。[63]因此，如《春蚕》所描述的，“去年秋收固然还好，……一层一层地剥削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惟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64]。在《江村经济》中，蚕丝手工业的收入，是一个家庭生产及其再生产能够完成的基础。[65]在茅盾看来，经由小火轮带入乡村的洋纱、洋布、洋油这类洋货，使得包括蚕丝在内的农村物产“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66]费孝通认为正是现代工业产品的进入削减了人们在手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使得农村家庭收入直线下降，带来了饥饿和社会动荡的问题。[67]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费孝通就直接指出，以蚕丝为核心的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使得“（日本）不必用刀枪来并吞，我们的饥民自会替他们来毁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68]因此，蚕丝家庭手工业在江南乡村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是茅盾与费孝通共同的认识。
第二，茅盾与费孝通都没有片面地、割裂地看待乡村，而是将乡村的问题与城镇（城市）结合在一起理解，在此方问题产生的根源上看到彼方的影子。在同属于故乡写作的《香市》中，茅盾通过前后比较的方式说明蚕丝价格下跌之后，农民没有钱来城镇的香市上香、消费，那些让被禁香市复活的城镇商人本想借此振兴市面，打算从农民干瘪的口袋里再榨出几文钱来，可是他们的计划失败了。[69]显然，茅盾清楚乡村和城镇各自的行动及其问题，都需要在对方身上才能找到发生的原因：“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畸形发展愈猛烈，金价愈涨，米价愈贵，内乱的炮火愈厉害，农民的骚动愈普遍。”[70]茅盾在故乡看到农村经济加速崩溃，而其生发出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71]在费孝通看来，乡村不仅通过航船与城镇紧密相连，[72]成为城镇商品销售、生产和加工的“乡脚”，[73]城乡关系也把分散的自成一个社区的许多农村联系了起来，[74]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区域体系。费孝通认为乡村需要来自城镇的金融支持，乡与城之间良性的资金流动对于双方都是好事情，反之则耗尽了对方：“由于地租没有保证，已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上海的投机企业危机反复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75]城镇（城市）因投机、高利贷而纵欲，乡村因金融竭蹶而濒临破产和崩溃，乡与城的问题都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发生的根源。茅盾与费孝通都深刻地意识到乡村与城镇（城市）的连续体，并将这样的认识贯穿在对农村问题的分析和理解中。
第三，茅盾与费孝通都认识到乡村已无法再重回传统的平衡（循环）轨道，进入了一个与过往完全不同的处境。在农村经济加速崩溃以及农村经济与市镇萧条相互关联带来的整个中国基层社会崩解的危机之下，茅盾认识到“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76]。这种变化，是战争、全球市场与帝国主义侵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77]而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民“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78]。无论是传统与现代性力量的互动，还是战争、帝国主义侵略，乡村社会都已无法再回到传统的循环轨道，进入了一个与传统不同的现代性的处境，这也是茅盾与费孝通对中国乡村共同的认识和定位。蚕丝家庭手工业的极端重要性、乡村与城镇（城市）的连续体以及乡村进入一个与传统不同的现代性轨道，这是茅盾与费孝通对江南乡村共同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们写作《春蚕》和《江村经济》之前就已存在，并浸润在他们各自所写的经典文本中，可以说具有前置性的认识论意义和作用。
江村街景
（二）归因方式的差异
茅盾与费孝通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乡村有着相同的认识论，但对问题成因却有着不同的归因方式，进而对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向和方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茅盾在《故乡杂记》中对蚕茧“丰收成灾”卖不出去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如战争、人造丝的工业品生产及日本在国际市场的倾销等，带来了江南农家蚕丝生产的萎缩和乡村经济的崩溃。[79]在《我怎样写春蚕》中，茅盾对乡村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80]总括起来说，茅盾对江南乡村问题的归因方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国内的政治混乱与日本丝在国际市场的倾销，加上国内工业资本（丝厂）和茧站合谋操纵蚕丝价格，造成农村经济崩溃、农民家庭破产。这样的归因方式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和色彩。正是在茅盾自身所做归因的基础上，[81]学者们在讨论《春蚕》时，大多把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作为乡村经济崩溃、农民家庭破产及农民抵制洋货的民族主义情感形成的主要运作机制。[82]
费孝通的归因方式与茅盾的归因方式正好形成一种差别，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补充，让我们可以更整体地理解和看待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成因。费孝通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蚕丝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使地租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土地价值迅速贬值，乡村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83]手工业没落的另一个后果是，地主开始直接跟农民争夺生存资源，形成土地的兼并和集中。[84]虽然，造成乡村社会衰落的有帝国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力量，但农民既缺乏相应的知识也无法在农村直接抵抗这些力量，地主却是看得见的存在，且力量相对较弱，为求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作为斗争对象。[85]这是农民暴动、起义和乡村动荡的原因。因此，在费孝通看来，解决中国土地与乡村经济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农民与地主斗争，也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家庭经济层面，从传统手工业转入以机器为经、合作为纬的乡村工业，这是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复兴乡村的根本途径。[86]当然，这样的改进不仅是一个技术变革的问题，也是一个（由个人到社群即合作社的）社会再组织问题。[87]
乌镇茅盾故居内的《春蚕》海报
费孝通与茅盾对江南乡村问题的不同归因方式，可以形成一个互文。茅盾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归因方式，视野宏大，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但忽略了对乡村本身及其能动性的分析，即乡村本位视角（特别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分析）的欠缺。同时，在宏大的政治经济学归因中，茅盾也忽略了具体的技术变革以及社会组织变革的重要作用。费孝通是一种以社会结构为核心的人类学的归因方式，虽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及市场因素的作用，但将着眼点放在乡村及其社会结构变动上，并将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变革作为重新平衡乡村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是一种乡村本位的归因和问题解决方式。茅盾以混叠了经济侵略、政治混乱、市场倾销及国内经济机构合谋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为江南乡村问题归因的起点（政治经济学归因方式），费孝通以微观层面家庭手工业衰落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结构的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江南乡村问题归因的起点（人类学归因方式），将这两种不同的归因方式整合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形成有一个深入且接近整体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的归因方式背后，实际上是茅盾与费孝通各自理想的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政治经济学的归因方式是对原有一整套旧秩序的不满和否定，希望形成符合在生产体系与市场分配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体系，形构一套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建立起以劳动者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体系。人类学的归因以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平衡为中心，在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方式变革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让社会体系中的不同群体都能安其所、乐其业、遂其生，从而在技术应用和组织变革中形成的社会再结构里调整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体系，形成一套动态的遂生乐业、中和位育的社会秩序建构体系。归因方式背后不同的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来自茅盾和费孝通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成因分析及解决方向的思索，形成了他们关于理想社会应当是怎样的图景，在同一个江南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想象。
最后，回到上文提到的如何理解1932年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同时存在的现象。应该说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各具事实性（真实性），这两种现象的提出恰与茅盾、费孝通各自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不同的归因方式有关。以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归因方式，让茅盾看到了蚕茧“卖不出”的现象；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人类学归因方式，让费孝通看到了蚕茧“买不到”的现象。因此，并不存在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的问题，而是归因方式和理想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本身让茅盾、费孝通分别看到了蚕茧“卖不出”与“买不到”的现象，并尝试对各自所看到的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茅盾、费孝通的归因方式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面向分别作出各自的理解和分析。因而，要接近对事实本身的整体理解，需要将不同的归因方式整合在一起。上文已提到，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不能忽略历史事实本身的多元面相和复杂性质，才有可能真正接近“历史真实”。真正接近“历史真实”，正是文学与人类学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之所在。
三 革命与改良：归因方式背后的思想资源
（一）《春蚕》写作的思想资源
茅盾与费孝通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不同归因方式背后各有其所秉持的不同思想，正是这一不同的思想形塑了他们各有差异的归因方式。在短篇小说《桑树》中（《春蚕》与《桑树》，养蚕和育桑，正好构成了姊妹篇的效应），茅盾描绘了“丰收成灾”之后1933年的江南乡村境况。通过《桑树》，茅盾其实想要说明，人们不仅无法通过栽桑育蚕这一农业与手工业相互合作的家庭生计模式来获得收入，连通过卖桑叶这一商业行为来获得收入都已经不可能了。在村里“身家”数一数二的黄财发，在蚕丝价格狂跌时准备将苦心照顾十年的桑树林砍掉种烟叶，但烟叶多了价钱也可能会低到不像话。“如果他（黄财发）能想到这么远，他就会知道，现在是无论什么巧法儿，都不能将他的生活再‘绷补’下去了。”[88]在茅盾的思想世界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农村其实都已无路可走。正是因为生活“绷补”不下去，与《春蚕》一起构成茅盾农村三部曲的《秋收》《残冬》中，阿多最终走上了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之路。因此，塑造并决定茅盾江南乡村社会问题归因方式的思想资源是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乌镇茅盾故居书斋
无论是包括《春蚕》在内的农村三部曲，还是作为《春蚕》姊妹篇的《桑树》，实际上都是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的延伸。《子夜》中工人斗争的主要场景发生在缫丝工厂，主人公吴荪甫开办丝厂的原因则是：能挽回本国金钱外溢的只有蚕丝。[89]《春蚕》与《子夜》的关联性，不只在于蚕丝产业，更在于写作思想。茅盾写作《子夜》的“原定计画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90]。他在晚年回忆时依然写道：“我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91]因为战争、高温、眼疾及左联工作安排，[92]特别是在写作方向上重新梳理之后，[93]《子夜》变成以城市（和工厂）场景为主，农村部分的内容则先后写作为系列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因此，《春蚕》与《子夜》是受同一写作思想引导而形成的小说作品，有着共同的思想脉络。《子夜》主要的写作目的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通过小说来反驳托派、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来证明革命派的正确性。[94]而在农村题材的《春蚕》及相关作品写作中，茅盾论证并确立了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茅盾的江南乡村社会问题归因方式来自革命思想（武装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正是这样的思想资源决定了茅盾看待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也决定并塑造了其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归因方式。
乌镇立志书院
（二）《江村经济》的思想脉络
费孝通社会结构和乡村本位的江南社会问题归因方式背后的思想资源，相对复杂一些，主要有中西两方面的思想体系在影响着他的判断和归因。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家庭经济结构及通过以手工业机器为经、合作为纬的工业化改造来增加农民收入，是《江村经济》立论的基础，也是费孝通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主要的归因和解决方式。不过，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家庭经济结构认知和抽象并非费孝通的独创，主要来自其对中国农业思想史传统的吸收、借鉴和使用。[95]早期中国社会就已出现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的互补合作：养蚕和纺织是女人的工作，种植谷物是男人的工作。[96]费孝通自己也说：“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极长的历史。孟子已经劝过人家在田园四周种些桑树，意思是农业本身并养不活农场极小的人家，惟一的求生方法是兼职，农闲的时候做些手工业。”[97]在《王桢农书》中开篇即讲，“‘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蓄养，至纤至悉”[98]。因此，农业和蚕桑等手工业互补合作的家庭经济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农业思想与农业运作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费孝通在江南乡村社会问题归因方式中，农业与手工业互补合作及手工业是农民家庭生产与再生产基础的乡村家庭经济结构认识，主要来自他对中国农业思想史知识的吸收和借鉴，正是在中国农业思想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江南乡村基本社会结构或者说基本家庭经济结构的抽象和提炼。
江村的老房子
需要追问的是，费孝通江南乡村社会问题归因方式中，手工业以机器为经、合作（社）为纬的工业化改造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如大家所已知的，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来自郑辟疆、费达生在苏南的蚕丝改良实践。但就思想本身的影响与互动而言，其与燕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戴乐仁（John Bernard Tayler）有着明显的相承相应的延续关系。
戴乐仁在1928年出版《中国的农场与工厂》（Farm and Factory in China: Asp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讨论农村小规模工业的可行性与好处，同年在中国报刊上分析乡村经济状况，提出非借农村工业无以救济民生，无以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生活程度。[99]在戴乐仁看来，农村工业主要有三点特征：一是农村工业是为利用农村闲暇劳动而成立的；二是农村工业之施行要以科学实验来做根据；三是农村工业要引用合作（社）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得到大规模工业的一切利益。[100]将戴乐仁的农村工业定义与费孝通的乡土工业定义放在一起比较，[101]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互动、关联和延续。实际上，费孝通在1933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接引用了戴乐仁对农村小规模工业的陈述和推介。[102]因此，费孝通以家庭手工业机器为经、合作（社）为纬的工业化改造思考，在思想层面主要来自与戴乐仁思想的互动、吸收及借鉴。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戴乐仁合作（社）思想的源头，则会发现他明确说明了自身合作（社）思想和实践的源头来自克鲁泡特金（Piotr Alekseevich Kropotkin）。[103]别号“无政府主义王子”的克鲁泡特金，将互助（合作）提到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和进化主要因素的高度，认为互助是强于竞争的基础性法则，使互助不仅成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之一，也成为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之一，[104]并使之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基础之一。费孝通以机器为经、合作（社）为纬的手工业（工业化）改造思想的源头，可以经由戴乐仁追溯到当时影响全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事实上，在20世纪前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包括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中国思想界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105]并接引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06]直接或间接形成了对青年费孝通思想以及《江村经济》写作的影响，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世情而言亦属正常范围。
思想生发于社会，也会对社会变革产生独立的影响。通过对茅盾和费孝通江南乡村社会问题归因方式背后思想资源的梳理，我们发现同属于全球社会主义思潮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政府主义的左翼思想，共同影响了文学（茅盾）与人类学（费孝通）对江南乡村社会问题的分析、归因及解决方式的思考和探索。这是过往研究比较缺乏注意也较少进行分析的一点。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由左翼思想而来的分析、归因及问题解决方式，已成为中国文学、人类学两个学科基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即对底层民众（弱势人群）命运的关注，对不同阶层平等关系与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刻画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基础性的思维方式与学术传统，这也是我们对自身学科形成某种“文化自觉”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如果放宽眼界来看，我们发现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农业思想史认识与自西方社会传播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共同促发了20世纪30年代包括茅盾和费孝通在内的中国知识界对江南乡村社会的分析、体认及相应的选择和行动，形成了一系列社会过程与历史事实。实际上，是这些思想推动了当时人们的行动和选择，形塑了个人、社群和国族的命运，也带来了思想对于社会变革相对独立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我们而言，回望远逝的过去，只有看清思想及其系列思想资源，才能理解行动与选择发生的社会脉络，才能看清社会事实的本相，才有可能对社会事实形成接近于整体的理解。
四 “主题先行”再认识：化约与非化约写作方式
将已成为各自学科经典的《春蚕》与《江村经济》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呈现了人的社会，后者呈现了结构的社会。一定程度上，文学是人的世界，文学写作呈现的是具体行为和个人选择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表述悲欢离合的人生、悲欣交集的人性。《春蚕》细密地编织了江南乡村社会中人的生活、行为与选择以及选择中的心理状态和盼望，将结构背景下人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展现，犹如一幅采撷并凝固了时空的工笔画。《江村经济》则像一幅结构图，将支撑江南乡村社会运作并影响人们行动的社会结构做了精彩的抽象和提炼。在《江村经济》里，社会结构锚定了人的意义体系，指引并决定人们的行动，构筑了纹理清晰、行止明确的江南乡村社会。从这一角度出发，《春蚕》与《江村经济》在具体、微观的人的行为世界与抽象的、宏观的结构世界中分执两端。对于《春蚕》来说，人物之后更大的资本（结构）世界导演出“丰收成灾”的社会悲剧这一意识，在茅盾这里是清晰的，而“只见结构不见人”，没有看到人的行为、人的世界是《江村经济》在文本呈现及分析视角上较为明显的欠缺，这是潘光旦对费孝通早期研究的评议。[107]不过，这二者都涉及文学与人类学中“主题先行”的问题。
（一）“主题先行”再认识
不仅文学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人类学研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一些人类学研究确立自身主题或议题之后，在田野调查中专门搜集与自身议题相适应的行为资料来填充研究框架（对与自身主题或议题有矛盾或抵牾的行为资料视而不见），忽视或忘记了对地方社会与人的行为脉络做整体性理解。对于《春蚕》而言，久已存在对其“主题先行”的批评，[108]也存在“其主题阐释是否经过了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记忆修改”的辩护。[109]姑且悬置茅盾自己对《春蚕》《子夜》等文本的众多写作说明，瞿秋白曾和茅盾讨论过《子夜》写作大纲，向茅盾“介绍了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110]《子夜》出版之后，瞿秋白盛赞其“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111]。这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上文已说到，《春蚕》实际是《子夜》的延伸，茅盾是在《子夜》写作思想的指引下完成《春蚕》及相关农村题材写作，阿多最终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事实上，对于故乡的蚕桑产业，茅盾是有深厚生活经验的。[112]不过，作为有生活经验的写作者，茅盾没有注意到江南乡村社会故老相习的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家庭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丝毫没有讨论结构修复或平衡对提升人们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恢复社会稳定的作用和可能性。因此，茅盾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其写作思想进行记忆修改，似乎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事实上茅盾非常明确地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选择和确定城乡写作题材，进而搜集行为资料并组织整体的文本与叙事。以某种社会思想或革命理论为前提，在这一前提或主题下进行文学写作的“主题先行”，在《春蚕》写作中是清晰、明确的。不过，为什么同样深受左翼思想影响，《江村经济》没有被批评为“主题先行”？
《江村经济》由脉络性的社会行为来分析和提炼社会结构，再由社会结构检视与验证社会行为，形成从事实中来、到事实中去的行为验证过程，由事实分析效度来检验并修正结构提炼和抽象，形成整体的知识循环。与茅盾一样，费孝通也以自己的家乡作为书写的起点，但在调查和写作中并不依赖自身生活经验，而是以对方或调查对象对生活与社会的整体理解作为分析和写作的基础。由此形成了《江村经济》非化约的分析和写作方式，即在整体社会脉络中分析行为与选择，理解其中的复杂和多元，不将其化约为某种单向度的概念或主题。比较而言，《春蚕》在明确的社会思想和革命理论支撑下筛选材料，不太关注即便同一种行为过程在地方社会中可能的多元、复杂意义，将复杂的行为过程化约为鲜明、单一的主题，形成化约论式的写作，难免会有“主题先行”的评议。
事实上，“主题先行”并非错的或是低下的，这涉及对“主题先行”写作行为本身的再认识。“主题先行”与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价值涉入”（价值关联）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韦伯所说的，面对人类无限的行为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选择此而非彼、选择这一对象而非那一对象进行分析、讨论和阐释，背后有着人们自身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判断，正是自身价值体系的存在影响了学者的研究对象选择。[113]换言之，学者自身的价值倾向和道德体系，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的选择。实际上，“价值涉入”（价值关联）普遍存在于人类行为过程中，文学、人类学概莫能外。只不过对于研究者而言，在进入真正的分析和研究过程时，需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因此，面对《春蚕》“主题先行”的批评，我们需要对其中具有人类普同性的“价值涉入”（价值关联）过程有共情和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化约论式的材料筛选和写作方式是形成这一批评的主要原因，而非化约的行为资料理解与写作是避免“主题先行”评议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这对行为分析和写作本身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文学如是，对人类学亦如是。不过，这也正是我们比较《春蚕》（文学）和《江村经济》（人类学）的当代意义：在两个学科间搭一座桥，看到各自的长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提升和进步。
桐乡农村日常
（二）非化约写作方式的意义
虚构的文学文本与非虚构的人类学文本都涉及写作。今天将文学和人类学再一次连接起来，除了在互鉴中深化对文本本身的分析和研究，也应在比较中推动对写作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费孝通以自身田野调查为基础，在《江村经济》的基础上写作小说《茧》，形成了《江村经济》的姊妹篇（或者说小说版）。在这里，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并没有一条界限分明的壁垒。同样地，茅盾也以自身真实的生活经验、观察乃至于访谈（如与丫姑爷的谈话），写作虚构小说《春蚕》。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相互变换，形成整合。虚构文本也会影响甚至促发和推动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和选择，形成真实的社会行为，塑造真实世界的变动，如左翼文学对社会革命的推动。虚构与非虚构在真实的社会世界中是一种多模态（交集、缠绕）的存在，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融、相互交叉、相互连接的存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多模态的存在对写作过程的影响，是今天文学与人类学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写作中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如何看待化约与非化约写作方式？在文学与人类学比较中形成的非化约写作，是否能构成文学与人类学、虚构与非虚构间共同的一种写作方式？是否可以在两个学科的交叉中带来一种方法性质的写作方式？这是今天我们在《春蚕》与《江村经济》的比较中，在传统的文本研究之外，文学与人类学在写作过程、写作方式上再相遇的主要场景，是文学与人类学携手在新的议题、新的对象上做更深入探索的基础。这也是《春蚕》与《江村经济》比较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之一。
桐乡农村稚蚕共育室即景
结 语
对兼具相似与差异的《春蚕》和《江村经济》进行比较，既具社会分析的效用，也有学术史的意义，更有学科交叉与融合的价值。作为文学文本的《春蚕》与作为人类学文本的《江村经济》，分别对江南乡村社会作出了自身的分析和理解，将不同的分析和理解放在一起时，我们对作为整体的江南乡村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把握。《春蚕》和《江村经济》对同一个蚕丝手工业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归因方式，这两种不同归因方式受到两种不同思想资源的作用和影响，并形塑出两种不同的理想社会秩序建构方式，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想象。《春蚕》与《江村经济》不同归因方式同受左翼思想的影响，由左翼思想而来的对底层群体的关心，对平等的追求，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寻，刻画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的思维方式与学科传统，成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基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同时，在《春蚕》与《江村经济》的比较中，形构出文学与人类学的再相遇，深化了对“主题先行”问题的再认识，形成了对“价值涉入”的深度共情，带来了具有方法性质的非化约写作方式命题。文学是人学，人类学也是人学（以文化来探究人性，探究人之行为和选择中情感、欲望和盼望的学问）。如何让同为人学的两个学科再一次连接起来，相互看见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互鉴，是当下重要的命题，也是我们讨论已在各自界别里成为经典的《春蚕》和《江村经济》的意义所在，即通过对经典的对读和比较，形成新的启发和道路。
卢成仁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36100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6期）
注 释
[1]谢腾飞：《1930年代的乡村工业实验、“新人”形象与现代性反思——论新发现的费孝通小说〈茧〉》，《西部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
[2]余连祥：《稍叶——吴组缃先生不了解的一种蚕乡习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4]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6][9]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25～26页。
[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0～153、172～200、236～239页。
[8]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10]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1]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4页。
[12]钟桂松：《茅盾与故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14]见董世宁原修，卢学溥续修《乌青镇志》卷十九，徐树民、俞尚曦点校，方志出版社2021年版，第399页。
[15]莫里斯·哈布瓦赫：《社会形态学》，王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73页。
[16]《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0页。
[17]《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30页。
[18][19][20][23]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3～27、18～19、27～28、40～41页。
[21]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8、181～182页。
[22]见董世宁原修，卢学溥续修《乌青镇志》卷十九，徐树民、俞尚曦点校，第399页。
[25]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06～278页。
[26][30]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5页。
[27][28][29][31][3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23～125、176、176、232、184页。
[33]钟桂松：《茅盾与故乡》，第251～252页。
[34]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2～23页。
[35][37]郑辟疆：《浒墅关蚕校对蚕丝业改进的经过》，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苏州文史资料》第1—5合辑，吴县文艺印刷厂1990年版，第266～281、269～270页。
[36]参见费达生《解放前从事蚕丝业改革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38]蒋国宏：《种子革命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品种改良研究（1927—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268、308页。
[40]费达生口述：《蚕丝人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3～244页。
[41]参见吴鼎昌《实业部指令》，《实业部公报》1936年第293期；吴鼎昌《实业部指令》，《实业部公报》1937年第338期。
[43]《浒墅关蚕种生产运销合作社筹备情形》，《女蚕》1930年第43期。
[44]于广彤：《蚕魂——费达生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46]这种直通也体现在史量才、郑辟疆和茅盾间隐秘的人际关系上：史量才在1904年创办上海私立女子蚕业学堂，1910年改公立并迁往苏州浒墅关办学，1912年正式定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可以说史量才是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早期创办人。史量才与郑辟疆是杭州蚕学馆的同窗，1918年应史量才之请郑辟疆从山东南下就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第三任校长，参见周德华《本有蚕桑利田野，行看衣被遍寰瀛——纪念郑辟疆先生诞辰110周年》，《丝绸》1990年第12期。茅盾的《林家铺子》首发于史量才创办的《申报月刊》创刊号上，《春蚕》姊妹篇《桑树》与农村三部曲中的《秋收》及相关写作《香市》等也都发表在《申报月刊》上。
[4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84页。
[48]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7～9、13～14页。
[49]蒋国宏：《种子革命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品种改良研究（1927—1937）》，第265～268、308页。
[50]《江浙两属秋蚕实施统制蚕种》，《农业周报》1933年第32期；费达生：《江苏蚕种统制的失败》，《纺织周刊》1935年第35、36期合刊。
[51]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52]53]茅盾：《陌生人》，《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03～206、205页。
[54][5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84、184～185页。
[56]黄蕾：《重读〈春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57]王嘉良：《论“茅盾传统”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范式意义》，《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58]59][60][6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90，190，190～191，151～152、236～237页。
[61]1932年，与乌镇同属浙北蚕丝传统产区的杭州临平一带，春蚕饲养额度下降又受气候影响，产茧量下降，“茧价看高三十元”，但“蚕户自烘茧者多”，参见杭州市临平区档案馆编《临平历史档案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因此，《江村经济》所说的1932年蚕茧“买不到”现象，并非孤证。
[62]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3期。
[64][66]茅盾：《春蚕》，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0、8页。
[65][67][72][7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13～125、173，30～33、124～125、176～177、222～223、236～237，210～218、230～231，328页。
[68]费孝通：《复兴丝业的先声》，《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页。
[69]《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第185～187页。
[70]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71]茅盾：《故乡杂记》，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46～247页。
[73]《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202页。
[75][7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237、20页。
[77][78]茅盾：《故乡杂记》，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45、230～265页。
[79]茅盾：《故乡杂记》，见茅盾原著，钟桂松撰文《与茅盾养春蚕》，第242～257页。
[80]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3期。
[81]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与国际市场倾销是外因，国内政治混乱、丝厂和茧站合谋操纵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的作用及其运作机制似乎没有特别明确地说明。
[82]李哲：《经济·文学·历史——〈春蚕〉文本的三个维度》，《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尹捷：《“划时代的作品”：抽丝剥茧读〈春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周景雷：《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6页。
[83][8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165～167、234，235～238页。
[84][85]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80、369～370页。
[8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第236页。
[88]《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第301页。
[89]茅盾：《子夜》，第128页。
[90]茅盾：《后记》，《子夜》，第477页。
[91][93]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92]茅盾：《后记》，《子夜》，第477页；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94]茅盾：《再来补充几句》，《子夜》，第478～480页。
[95]卢成仁：《思想史传统中的民族志研究——〈江村经济〉与文化自觉》，《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2期。
[96]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译，第206、208～209页。
[97]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第314页。
[98]王桢：《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廖启愉、廖桂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01] “我所谓乡土工业包括下列几个要素：（一）一个农家可以不必放弃他们的农业而参加工业，（二）所以地点是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三）这种工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参加这工业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性质的，（四）这种工业的原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给的，（五）最主要的是这工业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地分配给农民。”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第384～385页。
[102]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110页。
[103]戴乐仁：《中国小规模工业的计划》，《女青年》1931年第6期。
[104]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5]吴浪波：《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150页。
[106]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38页。
[107]《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111页。
[108]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109]毛夫国：《再论〈子夜〉的“主题先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
[110]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11]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茅盾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95页。
[112]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3期。
[113]马克斯·韦伯：《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71～242、481～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