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二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三 核心与边缘：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与“内陆的边缘”
四 村落与城市：传统中国乡村聚落与城市的形态和空间结构
注释：
1关于“空间”的界定、力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请参阅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又见黄先生主编《空间、力与社会》的导论部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第1—38页。
2鲁西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3鲁西奇：《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7期转载。
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10页。
6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9期转载。
7鲁西奇：《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见王日根等主编《厦大史学》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136页。
8在考察唐代山南东道统辖区域的伸缩及其辖区内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变化时，我认识到山南东道治所所在的襄州可以说是唐代山南东道的“核心区”（鲁西奇：《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以襄阳为中心的讨论》，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7—139页）；在整理、考释东汉时期南阳碑石并借以考察东汉中后期南阳地区的地方社会及其变动时，我模糊地意识到：在南阳郡范围内，以郡治宛为中心，包括西鄂、博望、涅阳、安众、棘阳、穰县、新野、湖阳、朝阳等县在内的淯水中下游地区，是南阳郡的“核心区”（鲁西奇：《南阳汉代碑石丛考》，见连晓鸣、庞学铨主编《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240页；收入拙著《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258页）；在鄂西北郧西县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所在的天河中游河谷在郧西全境的核心地位（鲁西奇、杨国安、徐斌、江田祥：《内陆的边缘——明清时期湖北省郧西县地域社会史的初步考察》，见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1—493页，特别是第434—441页）。这些思考是断续进行的，已很难梳理清楚它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的概念是何者先形成的。实际上，上述区域性研究的工作之展开都在有关核心区的系统思考之前，但当时并没有清晰的“问题意识”。
9鲁西奇：《“内陆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11鲁西奇、江田祥：《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2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乡村聚落形态”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9页。
13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
14鲁西奇：《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见《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151页；鲁西奇：《〈水经注〉沔水篇所见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收入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47页；鲁西奇：《〈水经注〉所见南阳地区的聚落及其形态》，《燕京学报》新2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88页。
15鲁西奇：《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收入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291页；《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郧阳府、县城的形态及其空间结构》，收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38—559页；《双子城：明清时期的襄阳府—樊城与光化—老河口》，收入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9—395页；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09年第5期转载；《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8期转载；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6鲁西奇：《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人文国际》第二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17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8鲁西奇：《台、垸、大堤：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扩展与组合》（笔谈稿），《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鲁西奇：《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从“水利工程”到“水利共同体”》，张建民、鲁西奇主编《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8—439页；鲁西奇、徐斌：《明清时期江汉平原里甲制度的实行及其变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4本第1分，2013年；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鲁西奇：《传统中国农田水利领域中区域协作的发展与局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垸田水利为中心》，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293页；鲁西奇：《传统中国农田水利领域的区域协作——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垸区”为中心》，王日根主编《厦大史学》第4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51页；鲁西奇：《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鲁西奇、林昌丈：《“画圈圈”与“走出圈圈”——关于“地域共同体”研究理路的评论与思考》，《人文国际》第4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2—157页。
20鲁西奇：《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以襄阳为中心的讨论》，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