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我国佛教考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千余人到场送别。澎湃新闻特选刊敦煌研究院和新疆龟兹研究院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宿白先生。
敦煌研究院：《纪念宿白先生》
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是我国佛教考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与宿白先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宿白先生就到敦煌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1951年6-9月，文化部文物局派遣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四位专家组成工作组到敦煌石窟勘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周边的自然环境、各洞窟的损害情况、石窟崖面的原状及损毁情况、部分洞窟的建造年代、古代木构窟檐的保存情况等等方面。后来由陈明达根据几位学者的笔记整理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第一次从考古学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敦煌石窟进行的调查，当时形成的保护和研究思路，对于后来的考古调查和保护工程的进行具有先导的意义。同一期《文物参考资料》上还发表了宿白先生《莫高窟记跋》一文，对莫高窟营建历史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倡议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一百卷），由全国历史、考古、美术界的专家学者二十人组成编委会，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参与了这一盛举。郑振铎先生不幸遇难后，由夏衍先生主持工作，前后开过三次会议，制定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1959年已编出了莫高窟第285窟报告的初稿，到1962年，又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编辑计划。
1962年，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指导学生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选择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传统的考古学重点在于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和调查，通过考古研究来补充完善历史记录的不足。而对于地面的佛教石窟遗迹，如何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尚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创造性地把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敦煌石窟的调查，指导学生运用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考订洞窟、遗迹的时代，对敦煌石窟的形制、造像的组合、壁画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等等进行分类排比，确定其时代顺序。
这一年，在宿白先生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正式设立了考古组。考古组成立后，工作人员便参加北大历史系敦煌实习队在莫高窟开展调查工作。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还没有一名学考古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加强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在宿白先生努力下，1963年从在莫高窟实习过的考古专业学生中选了两名学生（樊锦诗、马世长）分配到敦煌。这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次有了考古专业的业务骨干。
为了推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系列学术讲座“敦煌七讲”（包括：1.敦煌两千年、2.石窟寺考古学简介、3.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4.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包括索靖题壁问题、从乐僔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密宗遗迹及其他）、5.敦煌研究简介、6.石窟记录与排年、7.佛像的实测和《造像量度经》）。讲座系统阐述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设立后，将编写《敦煌石窟全集》的项目纳入了工作日程，作为考古报告的第一本，要先选择一个洞窟作试行报告，宿白先生与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一起选定莫高窟第248窟作为考古报告调查的第一个洞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集中进行测绘、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能是敦煌考古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为配合莫高窟大规模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还进行了窟前遗址的发掘工作。发掘工作直到后来编写成考古报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都得到了宿白先生的指导。此外，对莫高窟的时代分期研究也有序地展开，由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负责北朝石窟的分期排年研究。
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夏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展开调查研究，这也是国内首次西夏石窟考古。西夏石窟排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宿白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由刘玉权先生负责进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敦煌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石窟考古研究的诸多成果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发表。
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学越来越受到重视，1979年开启了中日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丛书的工作，宿白先生作为中方编委，对最先出版的《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给予极大的关怀，敦煌的学者们撰写的文稿，特别是考古研究的文章都得到宿先生的指导，使这套丛书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至今仍是石窟考古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樊锦诗院长主持重启“敦煌石窟全集”计划，修订完善了五十年代就提出的《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保持了当初一百卷规模计划的设想。并身体力行，率领青年学者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在撰写过程中就不断地征求宿白先生的意见，并按照宿先生的意见进行反复的修改、完善。如考古测绘图，最初的样稿受到了先生的批评，促使作者改变思路，采用了最新科技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与计算机软件绘图相结合的办法，使考古测绘图工作上了一个台阶。
由于宿白先生的悉心指导，敦煌石窟的第一部考古报告得到完善，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标志着宿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敦煌石窟考古规划的宏伟蓝图开始一步一步地实现。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学者正沿着宿白先生开辟的道路前行。
宿白先生开创了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不论是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洞窟分期排年的研究、窟前遗址的调查等等方面，无不渗透着宿白先生的亲切指导与真诚关怀。几十年来，由于有了宿白先生这样的学术导师，敦煌研究院在考古研究发展道路上从无到有、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学术的高度。
宿白先生不仅指导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发展，而且还为敦煌考古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批学术力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到敦煌的樊锦诗、马世长、孙国璋先生都为敦煌草创期的考古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分别在石窟考古研究中取得重要的成果。樊锦诗后来作为院长全面推动了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发展。
八十年代后期，宿白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彭金章先生也来到了敦煌，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全面考古调查作出了杰出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也陆续有本科生、研究生受老一辈学人的感召，来敦煌工作，分别为敦煌的考古研究作出了贡献。敦煌研究院也相继有青年学者考入北大，在宿先生的培养下，为我国的佛教考古研究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将指引着一代代敦煌学人砥砺前行。
宿白先生永远活在我们莫高窟人的心中！
敦煌研究院
新疆龟兹研究院：《深切缅怀宿白先生——宿白先生与克孜尔石窟》
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宿白先生带着四位研究生开展了对克孜尔石窟的全面调查。石窟考古研究，首要的是要解决分期和年代问题，这是对石窟进行专题或综合研究的必要前提。由于克孜尔石窟未发现有关修建年代的题记和文献资料，因此，要解决石窟的分期与年代问题，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克孜尔石窟是我国位置最西、开凿较早的石窟群，对于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尤其是年代分期划分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宿白先生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选择了克孜尔石窟作为石窟寺考古实习对象。
这次实习组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和年代问题。在洞窟清理、考察过程中，宿先生要求研究生和文管所的业务人员从洞窟形制(包括洞窟组合、打破关系)、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图案纹饰等方面着手调查。宿白先生组织的这次石窟寺考古实习开启了将田野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运用到石窟考古的先河。由于调查深入，观察细致，不只是对克孜尔石窟形制特点，同时对壁画题材内容的考识也有了显著突破，释读了上百种题材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画。正如宿白先生在《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指出：克孜尔石窟位于佛教东渐的关键地点。就佛教石窟言，它正处在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它所保存早期壁画的洞窟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扬，而其第一阶段的洞窟的具体年代至少要早于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洞窟约100年左右。因此，克孜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中，就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克孜尔石窟是龟兹诸石窟群中的代表。在古龟兹文化遗物存世稀少的今天，克孜尔石窟又是整理研讨久已沉埋的古龟兹文化的丰富宝藏。宿白先生的这一论断，使克孜尔石窟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最为准确和深刻的诠释。
所有这些成果后来都整理成文，以《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和《20世纪初德国人对克孜尔石窟考察及后来的研究》为题，收录在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内。作为代序的开篇之作《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便是宿先生综合分析克孜尔石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特征，并结合历史文献，参考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而得出的有关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分期的意见。这是实习组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最具份量和体现学术水平的部分，为进一步研究克孜尔石窟乃至新疆其它石窟提供了可信的年代坐标，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宿先生带领实习组返回北京后，一直关注着克孜尔石窟，尤其是考古报告编写事宜。时隔一年，实习组完成第一卷报告草稿，为订正记录，晁华山、马世长、许宛音、丁明夷又都先后至少一次到克孜尔石窟，尤其是具体负责报告编写的晁华山，先后五次进出克孜尔石窟。他们每次都带来先生殷殷嘱咐——不要中断考古报告的编写。此后，又多次在文章和谈话中，呼吁尽快将编写石窟报告提到日程上来。
1997年，在宿白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整理出版了《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这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石窟考古报告。
在序言中宿白先生写道：“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从搜集资料、组织各种记录，到对一个一个洞窟撰写全面的报告，进而对整个石窟群展开系统的综合研究，应以负责保管、研究各该石窟的保管所、研究所最具条件。特别是在目前各石窟原始档案不甚完备的情况下，要进行上述一系列工作随时都需要在现场观察比较，即使最后报告完成，有时也还需要去现场核对复查。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保管所、研究所以外的单位和人员如果负责一个重要石窟寺的较为正规的考古工作，即使有所在保管所、研究所的密切合作，也难以顺利完成。”因此，当时北京大学和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护管理所协议商定：《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由北京大学负责编写，以后诸卷由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护管理所独立组织编写，北京大学提供必要协助之后，逐步退出这项工作。
从北京大学开始在克孜尔石窟做考古报告到现在已过去30余年了，而自第一卷报告出版至今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 2009年研究所更名为新疆龟兹研究院。如今，研究院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业务人员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理应责无旁贷地遵循宿白先生开创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规范，以《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为范本，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整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