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天下进士第一省”的教育攻略
文：林春荣 图：林大佺
01
“闽在海中”在古老的《山海经》中，这句话所有福建人至死不忘的地理名言，道出了福建特殊的地理特征。而福建最古老的名称叫“闽”，那意思更明确了，门里的虫。也就说明福建山多林密，人烟稀少，那有限的人类活动犹如门里的虫，在狭窄的空间里活动。
崇山峻岭，九山一水，沿海的海岸线就是山脉的走向或是山麓的起伏与弯曲，整个福建被大海的水包围在武夷山脉以东那块群山绵延、江水湍急的山区。在《福建史稿》中，在唐代之前，中华文明三千年之后的时间里，福建所谓沿海还是滩涂、海荡、蒲草与红树林丛生的海地。只有莆田吴兴在唐建中年间（780-783年）在 杜塘筑陂引水，开发北洋平原，福建才出现平原的地理概念。吴兴也是作为福建水利第一人，改写了福建围海作田、开垦平原的历史。
有了平原，有了田野，也就有了人烟，有了村庄，福建沿海从此有了一条筑堤造田、筚路蓝缕的历史进程。正是这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沧海桑田历史，福建文明才在历史的码页上启动了儒家思想风暴。
图：林文强
西晋永嘉年间，入土八闽的中原士族，衣冢南渡，是福建人文历史的分水岭。这八姓入闽分布在福建相对繁华的郡县，如同文明的篝火点燃了福建前行的火把，照亮了两晋南北朝崎岖不平的历史通道。在至今的历史典籍上，并没有什么文字记载着那次伟大的迁徙，但八姓入闽已然是所有福建人共同认可的历史观点，认同了自己的祖先那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化远行。
对于福建数以千计的姓氏家族，那些姓氏人口众多的大户入闽，大都是晋唐历史时期入闽职官致仕后的落籍。这些经过长年诗礼传授的进士或贵族，每一个人的身上具有渊博的知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品质，他们的到来为八闽名郡县的治理奉献了一生的智慧与努力。从教育、文化，从江河的疏浚，从农田的开垦，这些肩负着国家与社稷的忠臣，代天子巡牧辽阔的郡治县治，尽可能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些长期在八闽郡县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的官员，爱屋及乌，喜欢福建的山山水水，喜欢福建的城廓市肆，便选择定居在八闽，成为八闽某个姓氏的开枝始祖。
在我并不完全的统计中，入闽职官最后落籍福建的郡县官员并不在少数，入闽林氏始祖林禄就是其中一个很生动的典型。林禄，晋太守三年（325年）奉敕守晋安郡，举家迁居晋安（今福州）为开闽林姓始祖。并在此后的仕途，屡屡为晋朝廷立下殊世功勋，匡扶晋元、明、成、康、穆五世皇帝，逝后追封为晋安郡王，墓位于惠安涂岭。林禄公一脉后裔分布今福建、广东、台湾、广西及东南亚一带，堪称中华林氏第一望族。入闽始祖，在这些可以追溯的家谱、族谍中，已然有数十个姓氏家族是作为入闽职官而落籍福建的某一个郡县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分布在八闽各郡县这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官僚大部分是诗书世家，他们从中原各地迁徙而来，提升整个八闽人群的文化素质，为这个八闽群体在唐宋元明清科举中脱颖而出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唐代，李唐朝廷下诏令天下倡建县学、郡学，从政府层面上加强了教育与科举的机构，使天下郡县不论偏僻的小县还是遥远的边郡，都有一些较为完备教育设施的县学、郡学。在福建最初设置的郡县中，在唐朝前期朝廷下诏创建县学、郡学的时候，大部分都创办了郡学、县学。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莆田县，唐武德七年（624年），莆田就设置官学，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在明朝历史学家黄仲昭著《八闽通志》卷之四十四《学校》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盖闽人知学虽已久，至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在唐大历年间之前，福建郡县或已经普遍创办了郡学、县学，引领着教育之风气。
福州中山纪念堂，原是福州贡院所在地
福建民间知名儒士倡建书堂、书院的历史更为悠久，这些根植于民间的书堂、义斋、书社，更早更广泛地培养了学子的四书五经，为福建的书院教育开了先河。福建最早的书堂应该是“开莆来学”的郑氏三兄弟，于梁太平二年（557年）创办的湖山书堂。唐大历年间，福建观察使常衮倡学八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教育普及，为福建的教育开了先河，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莆田林藻创建澄渚书堂，欧阳詹创办福平书堂和古田县的兰田书院，书堂、书院、书社、义斋等教育场所的出现，并遍布于八闽的每一个郡县，迅速改变了福建落后的教育状况，为唐后期、五代福建产生一波进士潮提供了切实而又无穷的动力。
最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些帖子，真实反映福建作为“中国进士之乡”所诞生的许多科举奇迹，无不说明正是唐代普遍创办的县学、郡学和流行了八闽的书堂、书院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能考的省份：碾压江浙，人均进士数全国第一》、《中国有一个“学霸省”，自古以来盛产进士、千年内一半进士出于此》等长篇文化文案详细分析了福建进士之多，状元分布之广，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福建教育的普及与广泛。也许福建地理因素，人多地少，迫于生计，只能埋头苦读。或者是福建人本身就来自中原士族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迁徙福建后，重视教育，重视县学、郡学等官学和大力倡创具有民间性质的书堂、书院，为中国这一个“学霸省”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02
自隋代设立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取进士，入仕就职朝廷各级官员，这种公平、公正、公平的考试取士的科举制，自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考试后，清光绪 三十一 年（1905年）取消科举制，整整存在了一千三百年时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小、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制度，它不仅改变了隋朝以前任何封建王朝家族式、裙带式的官员选拔方式，打破了豪门世代世袭的入仕机制。而且为处于社会底层、不甘平庸的青年才俊提供了奋斗的梦想，打开走向上层社会的通道。
科举制度既是一项良好的政治制度，它可以从最大范围内选拔官员，组织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的官僚队伍，保证国家统治机制的高效运行。科举制度也是一条卓越的教育制度，从县试、府试、乡试、省试，直至殿试，自下而上，形成了人才成长的阳光通道。通过层层考试与遴选，保证了每一个士子只有努力学习，苦读四书五经，接受朝廷的选举，是与整个社会读书人息息相关的大事。科举制度也是一条布满阳光的社会制度，它可以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实现忠君报国的远大理想，铺平了道路。也可以广泛地扩大教育范围，从最大范围内提倡和推广教育，让更多的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且从小就在他们的心中种植了文化的种子，培养文学的胚胎，整个社会便具有良好的文化气息，充满了忠孝节义的家庭氛围。
科举制度历时一千三百年，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共举行670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十万人，其中福建有进士一万三千人左右，从福建省历朝所录取的人数来观察，可以看出福建在中国古代科举中的发展与演变，唐、五代74人；宋朝7607人；元朝76人；明朝2410人；清朝1337人。从唐、五代所考取的人数和时间，也可以分析出福建学子进士考试的奋斗史和路线图。
隋唐进士考试的名单有许多遗失或缺失，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时间，所保存的历史资料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从福建省各县所编撰的县志来解读，或许会发生偏差，且人数大多会增加。县志、府志和某个家族的族谱、族牒一样，都会过多地增加或有或无的人物，都会对这些人物的历史与作为过誉地评价与赞颂，单从毫无争议的“天下进士第一县”莆田县的《莆田县志》中，莆田县在唐、五代共有进士二十人之多。莆田县第一个进士叫金鲤，于唐武德三年（620年）中进士第。而在一些地方史家的文章中，薛令之才是福建第一位进士，于唐神龙二年（706年）登进士第，相差八十六年。且在唐神龙二年（706年）之前莆田县还有其它的4个进士，他们分别是：史宾、詹万钟、白金于唐龙朔二年（662年）登进士第，郑方迕于唐乾封二年（668年）登进士第。时间已过去太久太久了，湮灭了无穷无尽的往事，其中真实的内容或已不能考证，只留存在这些县志、府志上等待着历史开口说话。
唐大历年间，常衮掀起的八闽读书热、教育潮无疑对福建科举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意义。整个福建士子在此后的科举中崭露头角，攀龙折桂，金榜题名，成为人中翘楚，鸟中凤凰。在唐代、五代进士榜上，福建籍进士大多数是在唐大历年之后，只有6个进士在此之前，可见常衮的倡学活动对福建科举上的影响何等深远。而且福建进士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有4个状元，1个探花，福建泉州郡晋江县徐晦于唐贞元十八年（802年）壬午科状元及第，系福建省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该科共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徐寅是福建第二个状元，于梁开平元年（907年）梁太祖登基称帝开恩科状元。福建第三个状元是泉州陈逖，于梁贞明四年（918年）高中状元。福建第四个状元是莆田黄仁颖，于唐天成二年（927年）状元及第，福建省第一位探花郎，应是莆田人翁承赞，于唐乾宁二年（896年）登进士第第三名，即探花。
在唐朝后期福建这场引人注目的进士秀中，入闽徐氏无疑是最让人叹服的名门望族。祖籍浙江信安徐洪，字彦伯，在周武朝中以文章科举入仕，至开元期间官居衢州刺史，在安史之乱中，为避战火迁徙到莆田县崇仁里徐村。徐洪生三子，长子徐柔，居浙江信安；次子徐矜，泉州郡徐公店；三子徐务居莆田延寿。入泉徐氏始祖徐矜生一子徐晦，于唐贞元十八年（802年）状元及第。徐务四世孙徐寅，即徐晦从侄孙，于梁开平元年（907年）诏赐状元。徐务二儿子徐玖迁闽北建瓯县，其八世孙徐爽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高中状元。徐寅七世孙徐铎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状元及第。入莆始祖徐洪一门十二世共有徐晦、徐寅、徐爽、徐铎四个状元。徐务的曾孙徐寅、八世孙徐爽、十一世孙徐铎中了三科状元，“一门九进士，八代三状元”。徐寅与七世孙徐铎联袂在唐宋两朝高中状元，在民间也流传着佳话“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徐氏一门的科举佳话无不说明福建的教育已经在历史的甬道上迎头赶上。
莆田，黄公度读书石雕像
自梁陈年间，郑氏三兄弟“开莆来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莆田士子筑书堂，开儒学，启开了一场科举进仕的人生追求。莆阳名士林万宠于唐开元八年（720年）明经及第，历经文学、长史、太守等职官。林万宠生三子，林韬、林披、林昌，长子林韬乃阙下林氏始祖，次子林披，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及第，林披生九子，林苇、林藻、林著、林荐、林晔、林蕴、林蒙、林迈、林蔇，皆官居刺史，代天子巡牧，世称“九牧世家”。林蕴于唐贞元四年（788年）明经科及第，林著于唐贞元六年（790年）明经科及第，林荐于唐贞元十二年（796年）明经科及第，林晔、林蔇明经科及第，林披孙林应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明经科及第，孙林通、林愿、林同也明经科及第，林披二儿子林藻于唐贞元七年（796年）登于枢榜进士。莆阳林氏在唐中期以进士及第明经及第刷爆唐朝科举文化圈。诗礼传家，科甲连绵，为福建科举在宋王朝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五代闽王王审知又进行一波深入八闽的兴学活动，为福建的儒学教育夯实了基础。在为数不多的开科考试中，福建学子能够拿下三科状元和数十名进士，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或许在这一个短暂的时代，福建已经以状元、进士的平均数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宋朝，一个令全体福建人眼花缭乱、激动人心的朝代，已经渐行渐近……
03
宋代科举
从晚唐五代科举中初试牛刀之后，福建从来没有闲下来，继续在读书进仕的大道上奔跑。自黄巢农民起义军经过福建掀起一小段时间的血雨腥风，大约一百年时间内，八闽大地上并没有大规模的战祸。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成一统的闽山闽水，崇尚教育的浓厚氛围，福建这一段历史记忆如此清风明月。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福建人陈洪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纳土归宋，福建在一片阳光下全面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光辉时间”。从唐朝初期开始，福建州郡、县镇就开始倡建郡学县学，从不停息的官学的创建与推广，直至宋朝开国立朝之后，所增设的军县也立即倡建军学县学，从官方教育上进行无缝对接，保证读书人有书读，有地方读书，有地方考试，进入了科举制度的良性循环中，这应该是福建能够在奋起直追，后发制人，在宋朝一朝赶超中原文化发达省份最主要的原因。
兴化古城门
兴化军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移治莆田县，始筑军城、谯楼，开始一座城的政治生活。莆田名儒方仪、陈诩于宋咸平元年（998年）捐钱三十万缗倡建孔子庙，首建军学。安溪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置县，公元978年纳入大宋政治版图，宋咸平四年（1001年）始建安溪文庙于城南隅。人口稀少，但读书人众多的仙游县，也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重建县学，占地规模大，有学舍八十间，足以安顿仙游学子读书考试的梦想。
相对于科举成绩优异的兴化、福州、泉州、漳州郡学于宋庆历二年（1042年）肇建，汀州郡学于宋咸平二年（999年）初创，延平郡学于宋天圣二年（1024年）始建，邵武军学也于宋天圣二年（1024年）创建，八闽大地上的郡学、军学、县学在北宋开朝之始几乎全覆盖创建，为教育强州、教育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布下了可以复制的官学网络。
翁氏宗祠
为福建科举吹响进士状元集结号的，应该是莆田县连江县清浦翁氏家族，翁氏六兄弟中的翁处厚、翁处易于宋建隆元年（960年）登进士第，翁处朴、翁处廉于宋开宝六年（973年）进士及第，翁处恭、翁处休则于宋雍熙二年（985年）携手进士榜。一家六兄弟分三科悉数登进士榜，或许天下唯此一家。翁氏六兄弟为避“人祸”，分家为江、汪、龚、洪、方、翁六姓，被称誉为“六桂流芳”，“六桂流芳”打开了福建举子在宋朝进士榜的彩头，从此络绎不绝的福建进士攀龙折桂，金榜题名，留下了千古流芳的科举佳话。
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开朝立国，开始了赵宋江山三百一十九年的“黄金时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39711人，包括正奏名进士、特奏名进士、恩赐进士、诸科、舍选、宗子取应、应宏词科、应童子科、释褐、谢中推恩、准赦文推恩，福建共有进7706人，占进士总数五分之一，宋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县依次为莆田、闽县、鄞县、吴县、侯官、晋江、永嘉、仙游、临海、临州十个县，仅福建一省就占据5个席位。莆田县以1084个进士独占鳌头，成为宋朝进士第一县。
福建在宋朝三百年科举时间里，不仅进士数稳居第一名，而且进士质量堪称一流，共有19人高中状元，6人擢榜眼，还有5人摘探花，宋朝有正奏名进士、特奏名进士，共有28933名，福建也有7043名，排名仍然居全国第一。
蔡襄祠堂
写到这里，我还是以仙游县枫亭蔡氏家族作为科举世第的典型，刷爆那个朝代。蔡襄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农学家，也是一个修身持家的高手。蔡襄于宋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后官居端明殿学士，赐吏部侍郎，其弟蔡高于宋景祐元年（1034年）中进士，其中蔡襄子辈、孙辈、曾孙辈、五世孙辈，蔡氏一门五代共有20人高中进士，这是我在古代科举史上所寻找的五世代进士产生最多的一个家族。
福建进士数量之多，碾压过江浙、两湖、安徽、江西、河南这些文化大省，且福建进士出仕的官阶也是非常高的，在北宋神宗、徽宗三朝，福建士子胸怀家国社稷，心藏黎明百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情怀，全身心地投入了宋神宗王安石之千年变法中。福建泉州人吕惠卿、建州人章惇、泉州人苏颂、兴化人蔡卞、蔡攸，先后出任过宰相，或参知政事，把握权柄，积极支持宋朝这场开天辟地的变法。尤其是兴化人蔡京，在五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有二十二年居宰相之权位，力挽狂澜，纵横捭阖，把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改革推向成功。虽然在元朝历史学家脱脱主编《宋史》里，除了苏颂之外，其他人和王安石一样，都被列入奸臣行列。
朱熹晚年定居、讲学、终老之地——考亭书院
福建作为宋代学霸刷脸最多的省份，是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大规模发展的直接结果，反之也推动着整个福建社会的发展。福建读书人心中那种“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与抱负，也一直澎湃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时间河流中，以“程门立雪”闻名于北宋学术界的杨时，无疑是八闽理学的开拓者，也是闽学的最早奠基者，从北宋杨时、罗从彦，到南宋的李侗、朱熹，这“闽学四贤”道统相继的学术理念，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儒学创新与完善的思想道路上，上传承闽学，下开创闽学，最终为朱熹理学的完成和崛起，铺平了一条学术氛围深厚的文化之路。
三千福建进士以科举入仕的方式进入了大宋朝廷高高的朝堂和北宋辽阔而又广衮的土地，对君王与朝廷的尽忠，对国家与社稷的尽责，对人民与理想的尽心，在北宋一百五十六年历史上，无数的福建学子在遥远的郡县，偏僻的山川，筑堰造田，开垦生产，筑书院，开儒学，身体力行，守土有方，留下了不绝于闻的“民声”，这是福建士子的骄傲，也是福建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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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剑语秋风落叶
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变，强盛、繁荣、文明的北宋王朝因新科皇帝钦宗的草率、鲁莽、浅薄，一年时间内，在主战与主和之国家重大战略之间，举棋不定、左右摇摆，散失了许多重大的战略机遇，金兵不费一箭一剑，夺取了首都开封。一个文化鼎盛、科技发达的王朝在历史的轨道上戛然而止，又成为一个亡国的王朝。
开封沦陷，并不等于赵宋王朝的覆灭，大宋国家的军事实力依然保持强大的力量，经过宋建炎年间几度的奔波与抗战，赵宋王朝重新定都临安，历史上称之为南宋。
南宋王朝依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以领先世界的先进文明惊艳于世界的东方，繁荣而又昌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依旧把整个大宋王朝推向世界海洋文明的高端。沉寂了三百多年的武科也在南宋全面恢复，一改曾经断断续续的北宋武举考试。整个大宋王朝不断完善科举制度，不断推陈出新，南宋文化史依然呈现出一片繁花似锦的现象。
宋朝共开科一百一十八科，取一百一十八名状元，福建共有19名状元，为福建辉煌的“宋朝时间”首夺状元的是延平府张确，于宋开宝八年（975年）那科殿试中，接着是建州叶齐在宋端拱元年（988年）擢状元。而建州徐爽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高中状元。同样是来自建州浦城章衡在宋嘉祐二年（1057年）中了状元，在率先引领八闽文明进程的闽北，以宋朝的福建前四个状元证明了闽北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人文之昌盛。
在南宋这卷写满进士姓名与籍贯的科举史上，福建又以一个不可复制的科举奇迹，确定了天下士子叹为观止的眼神。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一个叫桃源书院的小地方，一个只有三间石屋的小书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教师，却以其神奇的力量创造了古代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永福县人萧国梁于宋乾道二年（1166年）中状元，兴化县人郑侨为宋乾道五年（1169年）状元，福唐县人黄定为宋乾道八年（1172年）状元，一个书院一个乡村老师，七年联奎三状元，还有福建建州人詹骏为宋淳熙二年（1175年）状元。福建省这么优秀的学子连续四科联蝉状元，或许在科举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打破的世界纪录。
福建考生屡屡在两宋王朝考场上创造奇迹，也以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姓名惊呆了小伙伴们。北宋时期福建以数量最多的进士入朝堂，出将拜相，左右朝局，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约八十年时间内，北宋朝廷每一场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活动，都有数以百计的福建籍官员参与其中。尤其是北宋重要的改革派代表，权相蔡京对科举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革，让一些既有才华又有行政能力的进士入仕，保证封建王朝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对后来的科举取仕制度产生积极意义。
同时，经过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人文的积淀，科举进士出身的名门望族崛起，在福州、泉州、兴化、建州等教育发达的郡县，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进士之家”，兄弟、父子、叔侄，甚至公孙在同一科考试上，联袂登进士榜，莆阳许氏是一家六代直系子孙连续登进士第的书香门第，这个纪录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古代科举史上。
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北宋朝堂几乎被福建方言无间断地占有着，权力的近亲繁殖或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事件。北宋后期宋徽宗时代出现蔡京蔡卞“一门兄弟两宰相”、蔡京蔡攸“一门父子两宰相”的政坛奇迹。在南宋，福建籍官员仍活跃在中央政权的权力中心，从南宋绍兴年间就有福建人出任宰相或参知政事，单兴化军一个小地方就有叶颙、陈俊卿、龚茂良、郑侨、黄镛、陈文龙等执掌过权力。闽北的李纲、真德秀也先后担任过参知政事。他们心中的家国情怀，为南宋为福建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还有近百个的福建籍尚书侍郎、大理寺卿等朝廷中枢大臣，这些肩负着国家重负的栋梁之材，遍布在南宋朝廷一百五十年漫长的权力中枢上，大力执行着国计民生的政策，推动整个社会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造就了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再度崛起于世界东方。
南宋，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省份，借着整个王朝繁荣的对外贸易，福建的经济具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一些县域特产为主要货物的贸易圈完全形成，推动着福建经济深层次的繁华。德化的白瓷、闽北的御茶、福州的漆器、漳州的丝绢、汀州的铁器、兴化的干果……这些具有不可替代的特产品，是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深受外商、贸易国的青睐，从而带动了整个福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解读，南宋，福建经济或已达到农耕社会发展的高峰。
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福建众多郡县大规模修建、重建、倡建文庙、孔子庙。无论是山区的经济贫困县、沿海的经济发达县，文庙、孔子庙的建设已掀起一轮高潮。宋绍兴七年（1137年），泉州太守刘子羽新建庙学。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建宁府郡守张铢、漕吏徐琛、马纯兴工重建府学。宋淳祐四年（1244年），晋江县令林奭倡建晋江县学……府学、县学运动式的重建、倡建，确保八闽教育架构的完整，为学子的科举之路铺平了一条通向进士状元的道路。在南宋时期，一些重要的集镇，也在悄悄地倡建，说明科举与教育已深入人心。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莆田县建涵江孔庙与书院于涵江孔里，宋景定年间宋理宗赐书“涵江书院”匾。
福建教育的全方位发展也是在南宋这个历史时期。著名理学大师、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先生复建了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书院制度，书院制的推广与倡建，是南宋教育开天辟地的大事，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古代中国七百年的教育。正是这一股清新、热烈、激越的读书风，书院遍布在八闽的郡县，成为县学、郡学的重要补充，直接推动了福建科举的高层次发展。至今福建还保存着三十多座文庙、府学、孔庙，数百座书院、书堂，这些穿越过七百多年风雨的历史建筑物，以其庞大的建筑形体告诉我们，福建作为中国古代科举第一省不是吹出来的，而是读出来的，而是以数以百计的文庙、府学、县学、书院筑起读书人的梦想，从这里放飞着他们忠君报国的抱负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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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观四年（1100年），北宋境内人口超过一亿二千万，出现了数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福建人口大约有三百多万人，靖康之战，东京开封沦陷，北宋政权灭亡。经过一百年左右的休养生息，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南宋共有人口八千六百万，出现临安、苏州、泉州，这样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福建有人口三百五十万人。福建士子以高过全国平均进士数倍的高比例，赢得宋朝科举第一省的称誉。
经过四十五年的殊死搏斗，经过长达三年的抗元扶宋战争，经过一场泣惊鬼神的崖山之战，以古代三大发明、宋词、宋文人画，宋朝数以百计伟大的书法家、画家、千古不朽的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在宋元之交的公元1279年，发出了一声历史的绝响。“崖山之后无华夏”，无数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文明的断裂带寻找着文明的痕迹，寻找唐宋文明华丽的影子。
的确，深受大宋王朝厚重的皇恩，福建曾经脆弱的文明具有完整而又厚实的文化层，因而在那场保宋抗元的战争中，福建人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兴化、建州、延平等郡县被元兵残酷血洗一遍，生灵涂炭，整个福建的人口有着断崖式的下降，被福建学子念念不忘的科举，竟被无限期延宕，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王朝，用愚昧与野蛮使中华文明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当然，视死如归的福建学子从来不信奉这个从草原上跑出的民族，怎么能懂得四书五经，怎么能看得懂《四注集句》，怎么能感受到唐诗宋词的豪放与婉约。
元朝是在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共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共录取进士1139人，元朝的科举制度分为蒙古与南省，汉族学子只能参加南省考试，分别选拔进士，也有状元探花榜眼。据不完全统计，福建只有76人中进士，其中南省状元两人，都是来自兴化路仙游县，元至元六年（1340年）林济孙榜状元林济孙，元至正三年（1343年）林亨榜林亨。
在我案头上那本厚厚的《莆阳名人录》上，一些文字是否可以佐证这两个状元遥远的往事？而明朝著名历史学家周瑛、黄仲昭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编撰《兴化府志》卷之九·户纪三中，有几行文字真实地记录着元朝两个状元的历史。
状元坊县志谓，旧在西街，为元进士第一人林济孙立。明成化癸己仙游县知县黄灿重建东街。黄灿又于枫亭街立状元坊一，旧书为特奏名第一人林亨立。
《兴化府志》、状元坊、林济孙、林亨、状元，这些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文物与姓名及文字资料，应该有着真实的一面。在封建社会，欺世盗名，私立状元坊，那是律法中最重的一条：僭越，等同于造反，轻则罢官夺职，全家流放边关，重则灭门九族，鸡犬不留。我想，仙游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提着头颅而立什么状元坊吧！这里，我们应该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对于只有两位数福建进士，元朝就是所有福建人共同仇恨的一个王朝，这组数字不是福建教育水平的反映，也不是到了元代，那么多具有优异家族基因的读书人全部变成了傻子。只不过全体福建人用只读书，不科举，不出仕，用这样独特的方式，表达福建人对这个王朝的仇恨、憎恶、鄙视。
元朝在福建统治九十年，一直在福建人民反抗中度过，在历史学家朱维干先生所著《福建史稿》中，用很长的篇幅叙写元朝对福建人民的镇压和福建人民接连不断的起义与抗争，九十年从不间断的烽火硝烟，九十年从未减轻过的苛捐杂税，怎么能有一座充满阳光的书院？怎能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让福建士子安心读书。
但元朝廷开创的社学，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教育，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元政府规定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四书五经者为教师，对儿童进行启蒙文化教育。这样可以更广泛地进行全社会的启蒙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从童年起有 书读。元朝开国不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就颁令全国创立社学。
翻开元朝历史，社学的首创与推广，无疑是这个王朝留下最好的德政，并且在元朝灭亡后，明元朝继续推广，并加以完善。明洪武八年（1375年），大明朝廷就下令各地续立社学，并以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社学教育，社学，应该是封建社会出现的一种人性化教育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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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最爱历史君
明代的科举沿袭南宋的制度，并且加以改进。以科举年的秋八月为各省乡试，明年春二月会试，会试额通取一百名。福建（举人）解额三十名，乡试自明洪武三年起开科，明洪武四年、五年连续乡试，明洪武六年朝廷下诏旨停止科举。直至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新颁行科举考试，定三年一举。进士额取一百名，后又增加二十名、四十名，但从来不超过二百名。明代有着异常严格的科举制度，不许敷衍，不许滥竽充数，更不许科场舞弊，轻则充军流放，公开游街示众，重则剥皮处死。
明洪武四年（1371年）大明王朝举行了第一科会试，只有一百名进士额的吴伯宗榜，参加考试的三十名福建举人共有24人中进士。明朝廷停试十四年之后，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重开科举，福建共有60人中进士榜，这意味着只有96人举人的福建士子，以其非常高的升学率通过国家最高级别的“国考”，进入仕途。而且令福建学士意气风发的是这科状元，还是闽北建阳县丁显，这个名符其实的“学霸”，开了明朝福建士子中状元的先河，此后福建学子还有闽县陈安、莆田县林环、长乐马铎、长乐李琪、长泰林震、莆田柯潜、怀安龚用卿、兴化李春芳、闽县陈瑾、侯官翁正春、永春庄际昌等十二个状元。
福建学子在科举路上的高歌猛进，刷爆大明王朝的文化圈，也吸引着皇帝大臣们的眼球。尤其是明永乐皇帝成功登顶，称霸大明江山，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开科取士，福建又有57人登进士榜，这就大大出乎朱棣的预料。明永乐四年、永乐九年、永乐十年、永乐十三年，所开的四榜，都有数十个福建举人成功问鼎进士榜。福建人会读书、能读书的良好印象，感染了大明朝朝野上下，明朝廷作出了重大的决定，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福建增解额至九十，福建以九十名举人额进行乡试的，有八十科。
福建省是大明朝政治版图上土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总量最低的一个省份，每科九十名举人名额，在各省排名中，仅次于江苏浙江九十四名，与江西、安徽等四个省份并列第三。举人在明王朝具有入仕资格，一朝中举，一生衣食无忧，既可立世挥名，又可光宗耀祖。在二百七十七年大明王朝九十科乡试中，只有七多名千人的举人额，还有数百名等同于举人资格的副举人，由此可见中举对于明代读书人来说，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科举大事。
拥有数量达到七千人的举人额，福建学子尽可放手一搏，去实现人生的抱负，在九十科进士试中，每一科都有数十人福建进士，攀龙折桂，金榜题名。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正德九年（1514年）、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嘉靖八年（1592年）、十一年、十四年、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等二十几科考试，福建学子中进士人数超过三十人，超过当科进士数的六分之一。在明王朝九十科进士考试中，共录取进士24536人，福建共考取进士2410人，福建约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明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十个县是莆田、余姚、晋江、华亭、鄞县、闽县、安福、丰城、吉水和长洲。福建占三个县：莆田、晋江、闽县，莆田县以正奏名进士535人，荐辟235人，举人1753人，解元32人，贡生625人，牢牢地占据着“明朝进士第一县”、“明朝举人第一县”、“明朝解元第一县”的宝座。
明朝人口在二百七十年间呈几何上升的态势，明初，由于多年的农民起义和推翻蒙元政权的战争，整个大明朝人口只有6千多万，经过二百年时间的生息繁衍，明后期的人口达到二亿人左右。福建人多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明朝廷实施的“海禁”政策，禁止沿海渔民入海捕捞，禁止沿海商人对外贸易，甚至禁止沿海居民在近海岛屿上的开发与生产，抑制了福建的人口生产，福建从明初的近三百万人口直至十五世纪中叶四百万，十六世纪初达到五百万人口高峰。一场史无前例的倭寇之乱，彻底打破了福建的宁静，近二十年时间，近百场的抗倭战斗，近百万的死亡，并直接摧毁本已十分脆弱的生产条件，福建人口已剧烈地下降到三百八十万左右。好在歼灭倭寇之后，沿海的居民迅速恢复生产，离岛的居民也返回原乡，明朝廷也放开了“海禁”，福建的经济随之快速发展，人口生产也逐渐恢复。
九牧祖祠
占全国大约百分之三人口的福建省，以全国百分之十的进士数，傲立古代科举的浪头，福建学子的勤奋、努力与聪明真的让人刮目相看。这与两宋王朝打下良好的教育基础不无关系，完整的府学、县学、分布广泛的书院书 堂，福建具有全国最发达的教育布局。而且，福建还有无数的家族，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不论是富裕或是贫穷，读书是每一个人人生最好的选择，从唐朝开始，有一些家族一门出现了上百个进士，即使是迁徙到异地，在异乡繁衍，散枝开叶，也继承了这个良好的读书习惯。莆田龙山的九牧祖祠，是天下九牧林的祖祠，从这个家门走出的状元有七个，进士三百多人。明宣德五年（1430年）中状元的长泰林震，就是九牧林的后裔，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状元、广东潮州府海阳县林大钦也是九牧林的后裔。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广东吴阳，林召棠也九牧长房林苇的后裔。
福建士子登进士第，进入仕途，开始一生风光无限的宦海生涯。在我一些并不完全的数据上，福建籍官员在明朝明显比不上宋朝，但也是官阶很高的朝中大臣，四品以上的官员超过一千人。这些身居要职的朝廷大臣在变幻莫测的大明官场混得不尽人意，或且说没能执掌朝政大权，体现一个人真正的政治价值，更多的人只是在官场中“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看似“无限风光”的一生。一些福建籍优秀艺术家在仕途上没有多大的人生收获，倒是在艺术上独领风骚，成为一代大家，比如担任过大学士的、从一品的宰相及政治家张瑞图、黄道周，他们以各自书法成就，引领着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潮流，无形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
07
从忠君报国这份感情上解读明末一大批福建籍进士那份慷慨赴死的情怀，朱明皇帝要感谢这一群前赴后继、从不怕死的福建士子。在明清之交这十五年时间，数以百计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以身殉国，或率一个家族全部亲属家丁，数百人投入了抗清复明的斗争中。漳州黄道周，这个在明末混得不啥样的官员，在民族大义面前，从不给自己留下一条活路，在一场又一场抗清战役上，殊死拼杀最终牺牲。莆田小横塘彭氏一族，在明朝有着科甲联第的辉煌，当清兵踏上壶山兰水之间，彭士英亲率几百人族人、亲人、家丁和抗清英雄、南明东阁大学士朱继祚，还有林嵋、余飏等数十人进士出身的明朝遗臣，与清兵展开了肉搏战，兴化府城几次易手，绝大多数壮烈殉国。
在福建乡贤、历史学家朱维干所著《福建史稿》上，清兵入闽与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无疑是古代历史上改朝换代最壮烈的历史画卷。虽然福建也出现像南安洪承畴、郑芝龙这样的民族败类，但更多的是如建宁府人民那样，视死如归、毁家纾难。那种精神泣惊鬼神，气贯长虹，必定万古流芳。一个省58个县有33个县城又被明朝遗臣和起义军抢夺回并占领，整座辽阔的省一直在烽火硝烟中度过了三五年。那个年代，真不是如流行的那个帖子《人生除了生死，其它都不重要》，而是生命除了民族大义，其他的都是扯蛋，生死算个屁。
一场精神上的民族对决，让整个福建备受重创，无数饱读诗书的学子，甚至整个家族，彻底断了科举入仕的念头，掐灭了光宗耀祖的梦想。一场肉体上的生死对决，整个福建伤痕累累，狼烟四处，犹如一座死寂的人间地狱。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在福建沿海实施“截界”，凡沿海界外三十里，全部执行“三光”政策。人户迁徙光，鸡犬不留；农田、水渠、水塘、树木毁灭光，寸草不留；房屋、祠堂、寺庙宫观拆毁光，寸土不留。“界外”三十里荒无人烟，平潭岛、南日岛、湄洲岛，这些近海岛屿也执行“三光”政策，全部被逼离岛登陆，成为异乡孤魂。
满清王朝对中国这块儒风浓郁的土地上统治，不同于元朝，对大明王朝科举制度全部沿袭并加以优仕，也是从县学、府学、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会试、殿试是清王朝的科举考试，一共进行了112科，共录取进士26846人。自清道光年间始，满清王朝已经有四亿人口，而进入清初时，全国人口就达到一亿二千万人以上，相对于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26846人进士数是非常少的，可见，中进士是一件很难很难的大事。
清代，在福建开科是清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的，解额有一百零五名，清顺治十七年减半，只有五十三名，比明朝时少了三十七名。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乡试定额为七十一名，或遇皇家大事、皇恩浩荡，间或加十五名或十名，自康熙三十五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建共有举人额7396人，加上清前期的举人数1071人，满清一朝福建举人数大约有8467人。这个数字比明朝的7706举人数，只多761人。
这里的福建举人数还包括台湾一府二县，台湾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撤府置省，这二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一直属于福建省管辖，当然科举也不例外，据一份材料统计，台湾在清朝共有福建省乡试举人301人。因而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福建乡试名额定为85名，在我所搜查的清朝科举史上，只有顺天府二百名以上，还有浙江省、江西省94个名额外，福建在乾隆年间的举人额数位列全国第四。
清朝共举行118科进士考试，共录取进士26846人，福建省共中进士1337人，约占进士总数百分之五。为什么福建进士数这么低？是否福建学子考试能力大幅下降？如果从人口比例来分析清朝福建进士数据，那么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清初的反清复明和“截界”，福建的人口锐减至三百万左右，直至清雍正年间，福建省人口已增至六百万，到了清道光年间，福建人口或保持在一千万水平，也就是说福建人口所在的比例一直在2%至2.5%之间徘徊，福建进士人均比例还是保持在平均线的两倍以上。
为什么这么高数量的举人额却只考中进士1337个？清朝的举人、贡生、监生具有入仕的资格，一些中举之后的福建学子放弃了更上一层楼的梦想，或已经捧上了“铁饭碗”、“旱涝保收”，已无衣食之忧，或是心态出了问题，如同元朝时，福建学子那股只读书、不科举、不出仕的志气，因为长达十五年的抗清复明和长达二十年的“截界”，清朝的铁腕统治与铁幕政策已经伤透了福建士子的心。不出省，在老家福建能有一张干净的床、一张安静的书桌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人生大事。据《莆田县志》记载，作为“古代科举第一县”的莆田县，在清一朝共有468人中文举，299人中武举，389人贡生，而考中进士只有58人，恩赐进士1人，还有17人荐辟，莆田县举人人数依然位居全省各县前列。
民族英雄林则徐
清朝福建举子以其锦绣文章赢得两个状元头衔，闽县王仁堪为清光绪三年（1877年）状元，晋江吴鲁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状元，在古代科举的尾声中，两个福建状元也为“中国古代科举第一省”留下些许的脸面，在清一朝从福建走出的进士也有响当当的历史人物。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民族英雄林则徐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其一生在虎门硝烟、抗击英帝国侵略、戍守边疆、开发新疆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以其饱满的爱国情怀成为一代士子的楷模，他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水利专家。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近代民族英雄沈葆桢，经过三科会试，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任福州船政大臣，创办近代海军，打造出辉煌的近代造船业，抗击日本对台湾侵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员出国留学。严复、詹天佑等中国近代首批留学生，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大清王朝浩繁而又辽阔的文化版图上，福建籍书画艺术家们以他们不朽的才华留下一卷又一卷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大作。翁方纲，莆田县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有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称誉。伊秉绶，汀州府守化县人，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进士，历官员外郎，扬州知府，清代十大书法家之一。郭尚先，莆田县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大理寺卿，清朝著名金石学家、诗人、十大书法家之一。被誉为“清朝隶书第一人”的郑簠，打开了魏碑入隶的浩繁岁月，一个以民间艺术家屹立在清朝书坛的莆田籍书法家，隐藏着多么壮美的努力。清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以馆阁体书法惊艳晚清书坛半个世纪的纷扰。书法艺术，只不过是这几个进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经意中的收获。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廷最后开一科进士考试，1905年废除科举制，结束了一千三百年的古代科举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科举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尘封在浩繁的历史大海中。但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选拔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对西方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是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原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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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看莆田原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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