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今天，再述此事，除了“纸里包不住火”的道理，似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是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因在这中间的态度不一样，当年的执行者们却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那些在服从命令中打了折的，结局分明好一些，而不折不扣服从的结局就很差了——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是“天”要军人在一些命令面前要格外懂得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做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连好坏善恶都分不清，最终是只要是自己干下的，都会得到报应，跑不跑不了的。
花园口，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古称桃花浦，旧时海滨遍地桃花，春来繁花似锦如花园，民间传说，最早这里并不叫花园口。到了明朝时期，天官许某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花园，方圆540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终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观赏。后来黄河南流改道，滔滔洪水，把这座美丽的花园吞没。从此，这里就成了黄河南岸一个渡口，被称之为花园口。
现在，再提起这件事，还得让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人民伤心。蒋介石“以水为兵”，面对花园口的突然决堤，日军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大量来不及撤走的汽车、火炮、坦克等重装备都被浸泡在了水中，损失惨重。当时，日军大约有4个师受到花园口决堤的冲击，淹死近万人。但很可惜，过了仅仅4个月，武汉就被从长江东部进攻的日军占领，他本人逃到四川重庆。而花园口决堤事件伤害最大的还是中国百姓！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据《豫省灾况纪实》记载：堤决之时，波浪翻滚，黄水滔天，声震百里——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直到1946年，黄河才回归故道，但在这8年之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差不多成了人间地狱！
更具体一些地说，花园口炸开以后，7年不能合拢，80%-90%的黄河水冲入两条小型河流，最后灌入淮河，流进大海。这条路线称为‘黄泛区’，有400公里长，50-80公里宽，而且河道不固定，淹没了44个县，许多良田7年无法耕种。
至于死了多少人，现在较为可靠的数字是：38万人，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
更为详细的细节是：6月4日，日军逼近开封，蒋介石电令：在中牟赵口掘堤，当夜24时放水。但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同时，当时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知道此举的危害性，不好好干，使施工进展很慢，再加上施工的都是没有经验的军人，直到6月5日上午才将大堤扒开，因为口门太窄，流了两个钟头后掘开的口门又被冲塌的堤身堵住了。这时，开封已经沦陷，形势非常紧张。掘堤的官兵昼夜不停，还用炸药和地雷进行爆破，但最终也没能把已塌陷阻塞的口门挖开。
到了第二天，即6月6日，国民党39军军长刘和鼎意识到第一次掘堤已告失败，就另派一团，在第一次掘堤点东边30米的地方，第二次开始掘堤。同时，有关方面做好了第三次掘堤的准备。这第三次掘堤的地点，就定在了花园口。6月7日晚上7时，第二次掘堤工程终于完成，但因黄河主流北移，沙洲阻塞了口门，扒口又告失败。这场历史悲剧的主角在花园口出场了。
这第三次掘堤的地点为什么定在了花园口？这是因为十分着急的蒋介石听从了新八师长的建议。新八师师长叫蒋在珍，蒋在珍，1896生，字丕绪，贵州桐梓县官仓乡响水田人。小学毕业后，考入贵州讲武学堂，从此步入军旅生涯，先后任二十五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阀混战时期为黔军周西成派系重要成员。其新八师为1938年花园口事件直接执行者。
接受任务后，蒋在珍紧急抽调八百名精壮劳力，昼夜不停地轮流挖掘，在他的手下还有一个具体执行者。这个人叫熊先煜，1913年，字继璜，仡佬族，道真自治县三桥永锡人。幼年时，其父熊鹏飞被四川徐文光、段少清股匪杀害。立志挣脱苦难，远离家乡，投奔正安、贵阳，靠亲友资助上小学、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继入陆军大学第五期。
毕业后，熊先煜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参谋主任、处长、团长、49军275师参谋长等职。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关于决堤，他在后来有过这样的回忆：
6月6日拂晓时分，因赵口决堤尚未完成，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受命于危难之际，我当然清楚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只有服从！
熊先煜说，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分，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减少人民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就这样，这群面对黄河大哭的国军士兵们，经过两天两夜苦干，终于使花园口大堤终于露出了缺口！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面讲述过的灾难了。但蒋介石在其后对此事的处理，多少有些不“厚道”。因为当时炸花园口堤以水为兵是国军一个大秘密，很多人都不知道，便将这件事推给了日本人，并让陈诚参加记者会“坐实”日军飞机炸堤的罪行，《大公报》《申报》等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大报，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反而增加我国军民抗日之决心。直到1967年，才被董显光“曝光”出了实情。
董显光于1887年生于浙江宁波，中学毕业后，他应聘到浙江奉化龙津中学教授英文，给蒋介石当过几个月的英文老师。1906年辞职，开始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920年始，走上从政道路。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国际宣传。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长。1949年去台。1967年，他写出了一本叫《蒋总统传》的书，关于花园口，他这样写道：“6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后，中国军队准备执行秘密的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阻遏日军进攻。”
董显光
1981年，蒋介石已经去世了，一个叫魏汝霖的人写了《生平自述》一书，详细地道出了他奉蒋介石之命，“主持”掘堤计划的过程。魏汝霖，1907年出生于河北满城，掘堤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去台后从事教育工作和战史研究。但他却说：“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显然，这与熊先煜在真正掘堤时“举眼向天，热泪长淌”的说法，是有出入的。虽说，有资料显示：在决堤放水时，口门以下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但这种轻描淡写的粉饰与后来38万人死亡的数字，以及漫长的灾难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今天，再述此事，除了“纸里包不住火”的道理，似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是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因在这中间的态度不一样，当年的执行者们却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那些在服从命令中打了折的，结局分明好一些，而不折不扣服从的结局就很差了——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是“天”要军人在一些命令面前要格外懂得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做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连好坏善恶都分不清，最终是只要是自己干下的，都会得到报应，跑不跑不了的。
商震，1949年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1978年，病逝东京，享年90岁。因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刘和鼎，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1949年去台，1966年被剥夺上将军衔和荣誉称号，隔离审查，于1969年去世。虽说，这与掘堤没有多少关系，但老天依然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
熊先煜，1949年随部起义，1958年转业地方，曾任重庆市文史馆馆员等职。退休后，与其妻佟亦非合著《冯玉祥的故事》，主编《佟麟阁将军》（佟将军系熊之岳父），编成《芦沟桥抗日诗词选》，著有《白果诗集》等。能有这么好的结局，也许在于他曾在河堤上和那些不愿意掘堤的士兵们，跪过，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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