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话语：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它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当下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有必要加强学科交叉，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如此，才有可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期的几个选题既有对西方主流城市文化叙事的批判，也有对新时代城市发展问题转换的回应；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注重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基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论述。《论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研究理路：回到马克思“资本批判”原初语境》力图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研究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论城市哲学视域下〈共产党宣言〉文本中的历史逻辑与阶级意识》逐一阐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以及阶级对立等城市哲学论题，在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新方案。《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一个逻辑谱系维度的审视》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
主持人简介： 吴向东，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
温 权
摘要： 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激进语境中，检视西方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曼纽尔·卡斯特体认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症候的重要出发点。藉此，他先后归纳出三种与当代资本生产与积累模式相呼应的主流文化形态，并分别对其作用机理和政治效应进行了详细地分析。首先，是由资本新自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共同催生的精英政治文化，对城市发展路径和大众交往秩序的排它性宰制；其次，是与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和社会财富区域性集中密切相关的社区隔离文化，对城市规划格局和个体空间身份的碎片性修饰；再次，是受资本知识更新机制和信息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的网络虚拟文化，对城市社会经验和居民日常实践的目的性削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城市景观的外化。后者不仅扭曲了普罗大众之于城市文明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关系，而且还在文化符号对劳动属性的隐秘编码中遮蔽了原本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其实质，不啻为资本逻辑对自身结构性危机的转嫁和对异化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维护。这无疑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所谓的西方城市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价值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空间性表达。
关键词： 生产关系再生产；精英政治文化；社区隔离文化；网络虚拟文化；城市意识形态
应当说，与政治压迫和价值剥削并行不悖的现代西方城市文化，可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空间弥散的结果。它试图在居民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地理学维度，“构建一个有关真正存在的社会景观，构建一个没有被对抗性的分工所割裂的社会，构建一个其各部分的关系呈现有机性、互补性的社会。”③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进而，从文化符号之于社会症候的目的性编码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在当前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形态，毋宁是资本权力能指的具象化。它们既标识出资本逻辑对其下辖人群之社会实践方式的总体性操控，又从相反的方向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长时段内在危机。
一方面，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价值积累的弹性化趋势相呼应，旨在更高效调节资本部类结构及其整体生产节奏的技术性官僚体系，必然为占据市场竞争有利地位且主导城市发展走向的统治阶级，营造出能够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所谓“精英政治文化”。它促使“权力集中在上层阶级”，并于权力网络对普罗大众的无情压制中，同时完成“整个国家的非正式化以及权力结构的个人化。”藉此，再次确认资本掠夺式统治的制度合法性。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其实质不啻为传统劳资关系已然发生形变的情境下，资本逻辑凭借市场竞争与权力主体间不对等的相互关系，对价值剥削机制的策略性巩固。于是，在另一方面，当据此形成的等级性社群结构同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空间后果彼此耦合，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区域性集中和职能机构的选择性分布，资本就从“权力的顶峰与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的社会-空间层级。”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11页。 而这通常意味着原本完整的城市文明景观，将转化为片断性的社区利益集合。后者进一步衍生出能够瓦解劳动者政治联盟的“社区隔离文化”，并以夸大群际间利益分歧的方式，维护资本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强化统治阶级空间霸权的“精英政治文化”，还是削弱被统治阶级反抗运动的“社区隔离文化”，都相继与当下正在崛起的“网络虚拟文化”达成共谋。在“信息的发展及其垄断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来源”的前提下，为社会权力、阶级结构以及网络体系共同修饰的城市文化棱镜，无疑彻底剥离了个体空间交往和日常体验的真实性。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如此一来，资本就在现实与虚拟的倒错关系中，通过对信息反馈机制的操纵彻底遮蔽了已然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
首先，通过溴代物与硫代羧酸之间的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了两种含羧基结构的双硫酯(1，2)，两者的合成路线如图1所示。
无独有偶，在卡斯特看来，“精英政治文化”的产生，往往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阶级属性，以及资本灵活积累模式对技术官僚体系的依赖直接相关。而它最终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凭借“文化符码已嵌入社会结构里的方式，使得持有这些符码便形同开启了通往权力结构的道路，而无需精英阶层的任何有意识谋划。”⑦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10页。 换言之，作为“精英政治文化”母体的西方民主制度及其内涵的技术官僚体系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操纵，意味着城市空间将沦为资本财富掠夺的无意识容器。届时，饱受摧残且无力反抗的城市底层人群，只能被迫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强制规训。而这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内容：
选取两套告警频繁的SGSN进行所有Gn接口镜像抓包：对CE1和CE2相同时间段的数据包进行echo包统计发现：SGSN1和SGSN2之间的gtp echo消息都可以一对一对应。再看设备间业务地址的ping包，也是没有丢包的。针对第一种可能产生告警的情况，对于承载网丢包的问题可以排除。
值得一提的是，“精英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中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操控力量，还与其内涵的“迫切感文化”（culture of urgency）因子，对被迫介入资本新自由主义场域的城市底层群体之非正常竞争意识的刻意渲染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它用“一种没有未来、没有根源、只有现在的趋利性思考方式”，矮化了主体间固有的长时段稳定协作关系，并凭借资本即时性积累的单向度逻辑对劳动者日常生活每一瞬间的压缩，促使“非常个人式的消耗和围绕利益争夺而展开的冲动行事成为其生活的唯一写照。”③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第184页。 于是，当群际交往的全面性让位于受资本裹挟的个体自由的片面性时，“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它是在科层的各个级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每个人在充满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压力的条件下形成对其工作和组织的依附。这些制度和劳动后备军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竞争的世界。”④ [法]皮埃尔·布迪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这就与“精英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诉求不谋而合。它需要在普罗大众微妙的社会联系中，以“自由”之名植入足以涣散工人阶级政治凝聚力的负向干扰因子，进而以所谓“中立”的调停者身份牢牢地掌控已被资本异化的城市社会秩序。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啻为统治阶级为剥离底层群众的城市公民权，而进行的文化符号强暴。其最终目的，就是把精英阶层的“特定历史经验和特殊需要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全面推广。”⑤ 孙兰英：《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从而，在文化学的语境中，突显出资本的政治优先性。
基于大数据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新探索 …………………………………………………………… 卢 海 周 翔（1/23）
微网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模块,可完成能量转换,监控,通信与保护等功能,可并网运行,也能在大电网产生故障时,孤岛运行。微网中的供电板块和负载较为分散,在微网运行的过程中很难避免涡流产生,在这种状态下长期运行对微网损坏严重。
初始化时为避免粒子遗漏边界上的点,将粒子的覆盖范围延伸到定义域1.1倍的区域,其初始化速度如式(6)所示。
4）保持阿曼地理描述的一致性，使其符合标准规定，在将其转化为其他国家语言时，保证不失去其原意，从而保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统一；
毋庸置疑，围绕“精英政治文化”“社区隔离文化”以及“网络虚拟文化”而建构的当代西方主流城市文化叙事，不啻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性表达。而后者之于普罗大众的意义性编码及其产生的社会物质性后果，则再度凸显出马克思有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等经典论断的正确性。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鉴于此，反观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文化形态，不难看出，它们依然是资本价值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外化。而唯有彻底变革决定现存城市社会图景的异化生产关系，才能最终打破资本文化霸权的空间座架。
精确称取芦丁、野黄芩苷、橙皮苷、柚皮苷对照品，分别配制成 1. 0 mg/mL 的对照品溶液，用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4 ℃保存备用。分别取配制的对照品溶液适量混匀，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
中图分类号： B712.5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项目号：17FZX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温 权，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