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郢中文昌门内沿城街书香门第，初名李顺井，4岁入书房读习古书。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其父李权以“举贡会考”第一名入京，后以“朝考一等为鄂籍首冠”入内务府供职成为一个七品小京官，李济即随父入京，初在湖北老乡开办的江汉学堂读书，后考入北京名校南城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1911年（清宣统三年）考入清华学堂，成为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的首批学生之一。
李济是民国时期纯粹依靠自身学习实力留洋回国的海龟派。
1918年（民国七年），李济自清华学堂毕业留美，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1919年6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同年改读社会学研究生。
1920年6月，李济以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获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百度百科引用《李济文集》的资料称，在哈佛大学学习与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讲师虎藤（ErnestAHooton）教授的课程“体质人类学”特别侧重于训练学生的实践工夫，有一年暑假，李济跟着虎藤教授处理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这一实践让李济获益良多，并对他归国后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而该校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所开设的“希腊考古学”课程直接引发了李济对于考古学的兴趣，正是这一时期的兴趣与学习，从而为中国贡献了一位开天辟地的考古学人才。
1923年夏，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自美归国，在浩瀚无垠巨浪翻腾的太平洋上，他胸怀“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之理想，意气风发地畅望着美好的未来。
据其子李光谟在《李济与清华》一书中引用李济回忆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贰】
在克拉克大学学长、时任南开大学部主任凌冰的推荐下，李济回国后即受聘进入南开大学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次年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
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日子里，李济迎来了他人生最为关键、最具重大意义和决定性影响的转折点。
据岳南《南渡北归》称，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李济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文灏结识了民国时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丁文江，“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翁文灏（1889年—1971年），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1908年公费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1912年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地质学家。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同时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
1923年秋，一批青铜器在河南新郑古墓出土，此消息在北平学术圈引起较大关注，丁文江在得知消息后立即鼓动李济前往新郑青铜器遗址参与考古发掘，并资助发掘经费和委派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济的助手。
丁文江这一迅捷的反应和鼓动成就了李济最为宝贵的首次田野考古调查经验，李济回忆说，“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
刚刚回国不久的的李济将科研重点仍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方面。
在新郑青铜遗址，李济获得一些人骨作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并写成简短的英文发掘报告《新郑的骨》。此次考古发掘虽然因多方原因未能取得更为丰厚的成果，却彻底激发了李济对田野考古工作的热情，并在不久的未来即将发散出极为灿烂夺目的光华。
鉴于毕士博的身份，李济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决定接受毕士博的邀请，但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第二，在中国发掘出土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李济提出的这两个“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条件最终获得毕士博及其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的肯定。毕士博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岳南在《南渡北归》书中说，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随即辞去南开大学的工作加入毕士博的考古工作队，中国教育家和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先生在评价李济时说，“在李先生之前作（中国）考古的都是外国人，李先生确是国人中第一个作中国考古的人，深受我的景仰。”
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在东方古老中国的大地上考古发掘研究，长期由外国人把控的中国考古事业从此开启新的篇章，中国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也即将被掀开。
【叁】
1924年，时任清华学堂校长的曹云祥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详见前文《王国维、梁启超之死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凋零与谢幕》），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再度向李济伸出了友谊之手。鉴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丁文江建议李济一边在清华任教一边进行考古研究，这样既能以考古工作累积实际工作经验，也能将实践进行总结和及时传授，
在获得李济同意后，丁文江邀请梁启超共同出面向曹云祥做了推荐，曹云祥欣然同意。
1925年（民国十四年）4月，29岁的李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位列“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之后，讲授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
李济在清华园重点指导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吴金鼎，他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发现了中国黄河中下游在新时期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龙山文化。
1928年（民国十七年）春，吴金鼎首先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1929年初，李济在受傅斯年之邀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后组织了第一次城子崖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四千年前“龙山文化”的神秘面纱，成为二十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在多方资助和合作的基础上，他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渐入佳境，并相继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1926年（民国十五年）10月，由美方出资、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李济与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中国地质学家、地貌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中外考古合作计划，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主持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意义。
此次发掘前后历时二月多，共采集遗物76箱，分为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运抵清华国学研究院。出土遗物中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陶片，以及一些石制工具、箭头、骨器，但其中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直接将中国人的养蚕历史推进到新石器时代。
李济更为举世瞩目的考古成就，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始于1928年对殷墟遗址的发掘。
自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起，诸多考古学家及投机者纷纷涌向安阳。
1928年（民国十七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伊始便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务实派作风，并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实地调查后，开启了殷墟遗址的第一次小规模试掘，闻名于世的“殷墟发掘”由董作宾开始拉开序幕。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初李济到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后，接替董作宾主持对安阳殷墟遗址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随后又有梁启超次子梁思永等人先后加入和带队进入殷墟，一时间殷墟遗址上大师云集、成果辉煌。
自1928年11月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6月止，傅斯年领导、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大小十五次发掘，共发掘遗址十一处，获得甲骨和其他器物共计一百六十九万件，其中带文字的甲骨二万五千片，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甚至是世界田野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由此开始，李济在个人学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在学界贡献“对殷墟的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因而奠定其在中国考古界不可撼动的领袖地位，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
194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李济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主持督运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文物迁台。1949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 （全文完） ——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