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凄风苦雨的中国近代史上，扎心的历史画面一抓一把，但要论“颜面扫地”的事件，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近代史上一座让人刻骨铭心的“丰碑”：克林德碑。
1900年，八国联军悍然发起侵华战争，如狼似虎的联军士兵在中国京津地带疯狂烧杀抢掠，而后又强迫清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一纸满满强盗逻辑的条款里，清政府除了要连本带利支付近十亿两白银的“赔款”，失去了在天津周围十公里的驻军权，还有给死于这场战争的原德国公使克林德，立一块纪念碑——克林德碑。
而说起这位克林德公使的死，那就可以用两个字形容：作死！
但就是这样一个死有余辜的家伙，却惹得西方列强双标精神大发，在《辛丑条约》里专门加入条款：清政府不但要派亲王级别的专使去德国谢罪，还要在克林德被杀的西总布胡同西口，为克林德立碑纪念——作为受害国，不但要为“打死侵略者”赔罪，还要给侵略者立碑，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对这耻辱，当时的清政府，可谓配合到家：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打得撒腿跑路后，就赶紧忙着跪舔克林德，派大臣设坛祭奠。1901年8月，清政府又派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大臣，去德国专程谢罪。至于“立碑”这事儿，大清朝更是超额完成任务，特意用大理石建碑，碑上用汉语、德语、拉丁语等文字，大赞“作死”的克林德“令名美誉”，并严令来往的中国人“睹物思人，惩前毖后”……
何为西方列强的颠倒黑白？何为一个国家的颜面扫地，尊严受尽践踏？一座“克林德碑”，就基本全讲明白了。
也正是从此开始，这座克林德碑就像一根刺，扎在了多少中国人的心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了战败国，“克林德碑”也不再作数，被兴奋的北京老百姓当街推倒，而后应英美列国的要求，这座碑被移到了北京中山公园，变成了“公理战胜碑”。但推了碑没多久的中华民国，不久后就在巴黎和会上遭人宰割，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被“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打脸啪啪。
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经大会一致决定：中山公园的“公理战胜碑”，变成了见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贡献的“保卫和平碑”。这座精美的石碑，才彻底洗去了昔日的耻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生动见证。
而比起这桩大事来，上世纪30年代的一桩“小事”，却也让“黄金十年”时期的中华民国，丢脸到全欧洲——中国外交官欠房租。
1930年11月，欧洲多国的房东们纷纷行动，有的摆出强硬姿态，把租住自家房屋的中国外交官扫地出门，还有的干脆登报声明，解除与中国外交官们的“房屋租赁”关系。难道是欧洲各国掀起“排华运动”了？还真不是，真相既简单又可笑：这些表面上人五人六，举手投足风光无比的中华民国外交官，却各个干出了拖欠房租的丢人事。民国外交家蒋作宾也在日记里哀叹说：“可谓国家体面丧失殆尽矣”。
那么，这些中国外交官们，为啥要做这等事呢？主要因为没钱。
说起民国历史，现代人受影视剧影响，常脑补出各类灯红酒绿的画面，民国外交官们更是其中的优雅一族。但真实历史上，这些表面风光的外交官，却是一肚子苦说不出：既要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里，拼命维护国家利益，又面临严峻的生存难题——“黄金十年”时代里的国民政府，最长干的一件事，就是拖欠外交官的薪水。
以民国外交家蒋作宾的叹息，当时中华民国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人员，几乎都遇到过“欠工资”的悲催事。“常数月不发”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一直到1931年2月，中华民国还欠着驻欧洲各国使馆至少五个月的工资。好多外交人员吃饭都成了问题，房租当然也凑不出来，自然被房东们凶暴追打。
而且对于中华民国外交部来说，欠薪水都是小儿科了，驻各国使馆的办公经费？那更是说拖就拖，仅在1931年6月，国民政府就欠了中国驻德、奥两大使馆六万多元经费。难道真是中华民国财政困难？担任驻德大使的蒋作宾，以前也曾这么想过，但回国办事的他，却亲眼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各个过着奢靡生活，与外交官们的清苦形成鲜明对照——明明是国民政府的腐败，造就了这样的雷景象。
所谓“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放在“黄金十年”的中华民国身上，恐怕真要多一层意思。
而比起这桩“小事”来，到了抗战晚期的1944年，同样还是中华民国，又上演了一出“全世界现眼”的大事——豫湘桂大溃败。
1944年，距离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一年多，在欧洲、北非、东南亚等战场上，法西斯国家都在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更是颓势尽现，不但丧失了制空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也度过了“反扫荡”的最艰苦时段，开始了局部反攻，敌后解放区更牵制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军，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无比耀眼。
可就是在这一年四月，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来了场垂死挣扎，发起了“豫湘桂战役”，这以后的八个月里，号称兵强马壮的“百万国军”，面对十五万日军的攻势，竟然一溃千里，陆续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等省的一百四十六座城市，让六千多万同胞沦入日寇铁蹄下，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面前，结结实实现了个眼。
为什么会现这个眼呢？可以看看这场大溃败的几个细节：当日军进攻河南时，驻守河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满脑袋就是一个“逃”字，先撒腿从洛阳跑到新安，然后只带着几名亲信军官躲进了陕西，他麾下的几十万大军这下群龙无首，当然就成了没头的苍蝇。苦守洛阳的国民党军队，疯了似的联络长官求支援，可他们哪里知道长官早已跑没了影儿。
而当1944年六月，日军已经打到长沙时，长沙的“国军”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慌忙杀入民宅，挨家挨户打劫。还有的军官趁机扣押商船索取高价，国难当头还在发国难财，攻击长沙的日军更看到了雷人一幕：许多长沙外围的守军，竟然还忙着在阵地上打牌赌钱……
甚至，同样在河南战场，第一战区配备的八百辆军车，这些战场上有着重要决胜意义的装备，竟然只有一百辆投入战斗，其他的七百辆，全被各级“民国精英”们瓜分完毕……
看过如此雷人一幕，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场豫湘桂大溃败，会出现“官跑的比兵快，兵跑的比老百姓快”的惊人景象——“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时，就已腐化成这个样子。
同样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哪怕抗战胜利，英美等国的许多政要们，依然对中国充满蔑视，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什么美国许多政要，会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即使在那时，他们眼中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如“豫湘桂大溃败”那样，看上去不堪一击的中国。看懂这一切，也就明白了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那句豪言，承载了多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