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窟:预言盛世的图像

本文转载自《丝路遗产》公众号.

而其作为“瑞像”出现在唐初的莫高窟,对敦煌的洞窟营建而言,显示新时代背景下佛教界对政治、社会的强烈关注,同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是其后刘萨诃瑞像在河西地区影响扩大化的开端。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敦煌壁画外来图像文明属性研究”(20VJXT01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计划(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111)“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基金项目(B1803)资助。

[2]罗世平《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第29—44页;另载氏著《图像与样式——汉唐佛教美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34—256页。

[3]综合性研究见: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 载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1—454页,该文的英文文章发表于1996年。张小刚《凉州瑞像在敦煌——体现地方性的一种瑞像实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259—269页。相关学术史二文有详细交代,可参考。

[4]近来敦煌研究院张元林先生就此类被传统认为属于凉州瑞像的“倚山立佛”的属性和定名,提出了质疑,回到之前已有的“灵鹫山说法”的学术观点中来,认为第203窟此类尊像表现的即是释迦灵山说法的场景,和法华关系密切,参见张元林《“主流”之下的疑问——关于敦煌初唐时期的“倚山立佛”及其定名》,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3—138页。

[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0—81页。

[6]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44—150页。

[7]王惠民《敦煌莫高窟第390窟“幽州总管府长史”题记考》,原载敦煌研究院编《2014敦煌论坛: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另见氏著《敦煌历史与佛教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48、49页

[8]有关刘萨诃的籍贯问题,参考孙修身《刘萨河和尚事迹考》,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2—310页。饶宗颐《刘萨河事迹与瑞像图》,载敦煌研究院编《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336—349页。尚丽新《“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76—78页。

[9](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77—479页。

[10](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791、792页。

[11](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980—982页。

[12](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109页。

[13]《大正藏》第52册,第435页。

[14]《大正藏》第52册,第202页。

[15](唐)释道宣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2483页。《大正藏》第53册,第516页、第919页。

[16]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102—107页。

[17]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

[18]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第438、439页。

[19](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913—923页。陈祚龙《刘萨诃研究》,载《敦煌资料考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7页。

[20]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第8页。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1、352页。

[21]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第443页。

[22]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2页。王惠民《敦煌唐前期洞窟分期及其存在的问题》,《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87页。

[23]王惠民《敦煌唐前期洞窟分期及其存在的问题》,《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87页。

[2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5《李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8—2252页。

[25]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0—278页。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8“唐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5967页。

[27]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第439页。

[28]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2、293页。

[29]吕思静《稽胡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0]《续高僧传》卷26“魏文成沙门释慧达传三”,第981、982页。

[31]史苇湘先生解释为“刘师的佛”,巫鸿先生认同,“胡师佛”意即“胡师的佛”,实际上强调的是刘萨诃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

[32]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33]《大正藏》第52册,第434页。

[34]张善庆《“李师仁”实乃稽胡离石刘萨诃》,《文献》2016年第3期,第14—24页。

[35]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82—450页。

[36]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103页。

[37]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0—278页。

[38]沙武田《莫高窟第322窟图像的胡风因素——兼谈洞窟功德主的粟特九姓胡人属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第71—96页。

[39]姜伯勤《莫高窟隋说法图中的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载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6页。

[40]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4—368页。

[41]初师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42]吴曼公《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文物》1959年第5期,第49页。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第50—54、61页。另见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补》,载敦煌研究院编《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32—39页。孙修身《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写作时代考》,载丝绸之路考察队编《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15页。马德《10世纪中期的莫高窟崖面概观——关于<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几个问题》,载敦煌研究院编《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40—51页。

[43]参见P.3720《莫高窟记》,另在莫高窟晚唐第156窟有《莫高窟记》墨书题记。

[44]冯安宁《重读敦煌莫高窟第209窟山水与未生怨图像》,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24—251页。

[45]孙修身《刘萨河和尚事迹考》,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2—310页。

[46]《大正藏》第52册,第434页。

[47]参见敦煌写本S.2113A洞窟壁画榜题抄录稿,有几身瑞像的小字描述分别为“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身从摩揭陀国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其像手把袈裟”“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下其像手抟袈裟”“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 ,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 ,其像手捻袈裟”,录文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

[48]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12—218页。

[49]文静、魏文斌《唐代石雕刘萨诃瑞像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2期,第98页。丁得天

《甘肃金昌佛教文物遗迹的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3—15页。

[50]霍熙亮《莫高窟第27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文物》1993年第2期,第32—47页。

[5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52](日)肥田路美著,牛源译《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第167、168页。

[53]张元林《“主流”之下的疑问——关于敦煌初唐时期的“倚山立佛”及其定名》,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3—138页。

[54]巫鸿《莫高窟323窟与道宣》,载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物质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333—248页。

[55]张善庆《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千佛洞凉州瑞像再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80—84页。敦煌研究院等编《肃南马蹄寺石窟群》,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2、53页。

[56]罗世平《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九卷第2期,1991年。

[57]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第445、446页。

[58][法]魏普贤《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载[法]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第446页。

[59]郑炳林、郑怡楠辑校《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72页。

[60]郑炳林、郑怡楠辑校《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92页。

[61]《大正藏》第52册,第437页。

[62](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981页。

[63]张善庆《凉州瑞像示现之“正光说”献疑》,《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3期,第146—153页。

THE END
0.《何以敦煌》观展记碑主李义,字克让,武周时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即《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及《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主之先祖。碑文记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始建洞窟,继者有法良、东阳王、建平公等,武周圣历时已建龛千余。莫高窟第156窟《莫高窟记》叙乐僔、法良造窟事即依据此碑。 6、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jvzquC41yy}/onnrkct/ew47;dw:s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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