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帝国时代，一共出现了将近500位皇帝。这些帝王中不乏有杰出的“千古一帝”，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康熙帝。但是要说中国最完美的皇帝，那必然是雍正帝莫属。雍正帝处于康乾之间，其名声不及康乾，但是他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魅力丝毫不比康乾差，甚至在人格上远超康乾。由于他仅仅在位13年，他的影响就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说实话，清朝前面六代帝王都是非常优秀的，甚至每一位单独拿出来都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这也是清朝疆域能够持续扩张百余年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康熙皇帝，他在内政、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确实堪称“圣天子”。然而，人无完人，康熙帝在末期也出现了一些弊政。
康熙讲究“以宽治国”，推行仁政，使得明末清初被破坏的经济迅速恢复了起来。然而到了末期，“以宽治国”变成了放任，于是吏治败坏起来，国库开始出现了亏空现象，而朝廷也出现了朋党之争。如果这些现象不加以纠正，盛世就难以维持了。
康熙皇帝
1722年，康熙去世，他当了60年的皇帝，历史唯一。1723年正月，爱新觉罗·胤禛正式即位，年号雍正，庙号清世宗。就在春节第一天，雍正就发布了自己亲笔写下的《训谕十一道》，随后这个“训谕”被颁发到了全国各省，乃至州县。“训谕”主要强调自己的治国理念，那就是“以严治国”。
他在“训谕”中强调对百官强调了清廉的重要性，提出：“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尤其重视地方州县的吏治情况。他认为一个省的治理就如同盖房子，总督巡抚为栋梁，司道官员为墙壁，州县官就是地基。如果地基都不稳，那么国家就无法治理好。因此雍正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自己的措施推行到基层。
“训谕”发布，雍正马上就开始了整顿吏治的工作。首先，他必须要选拔出可靠的正直、清廉官员，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雍正经过细心地考察，在全国挖掘出了田文镜、鄂尔泰、孙嘉淦等好官，雍正帝就让他们担当大任。
其中的孙嘉淦讲话十分锋利，得罪了好多官员。雍正问翰林院学士能够容纳这样的狂妄之徒吗？大学士朱轼说“此生诚狂，但臣佩服其胆量。”雍正也说，“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后来，雍正帝就让孙嘉淦在国子监任职，孙嘉淦总是直言极谏，雍正不仅不生气，还让大家要学习。
雍正到处挖掘，发现好官，最后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都十分清廉，一心只想为国为民。这些地方官员也帮助雍正观察其他官员的行为，如此就能够掌握全国各地官员的情况。为此，雍正还实行了密折制度。
雍正制造了特制的箱子，箱子只有两把锁，一把在自己手中，另一把在自己信任的地方官员手中。拥有密折特权的官员可以随时和雍正通讯，将地方大小事情上报。这个箱子，其他人不能打开，更不能仿制，就是丢失了也要查个究竟。雍正安排许多心腹负责在全国运输密折，任何官员都不许阻拦。雍正时期，一共向地方1000多个官员密折特权，雍正每天光是处理密折呈报的奏折就多达几十件。
密折制度推行后，全国上下的官员人心惶惶。的确，他们现在很难做到官官相护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身边哪些官员拥有密折权，一旦出现蛛丝马迹，其贪污腐败行为就能够被雍正知道。于是，雍正时期的吏治情况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佳，这真是一个奇迹。密折制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创新，它使得地方和中央的信息传播得以打通，方便了皇帝了解民间疾苦，也方便皇帝刺探地方吏治情况。
在中央，雍正也极力发现可靠人才，打击朋党之人。清朝的皇帝基本都认为明朝亡于党争，因而对党争是毫不犹豫地打击，雍正在打击党争上更是心狠手辣。雍正即位之初，朝廷主要由年羹尧和隆科多两党。
年羹尧在平定青海中立下大功，因而骄横起来，目无法纪。而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在“九子夺位”的斗争中力挺雍正，帮助雍正即位，因此也十分显赫。然而他们和许多官员暗中结党营私，这又让雍正十分忌讳。即位后的第二年，雍正帝就警告百官不要接近两人。1725年，雍正帝就设计文字案除掉了年羹尧，根除其党羽。1727年，隆科多党也被除掉。
年羹尧
为了方便自己处理全国政务，牢固大权，雍正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地位虽高，但是没有实权，他们基本都充当皇帝的秘书。军机处最初是为了平定青海之乱而设置，其目的为了提高军事指挥效率，增加军事行动的保密性。结果该机构在战争中发挥了神奇的效果，解决了过去官员扯皮、推诿、拖沓等陋习。于是，雍正就将军机处保留下来，用来处理全国政务。
军机处设置后，雍正的命令可以通过军机大臣迅速下达到全国的任何机构，任何部门，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通过整顿吏治，大量贪污案件被查了出来，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这并非改善财政的长久之计。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雍正又在中央设置了会考府，让亲信负责审核全国财政出入。会考府设置后，各部门的奏销权被收回，有效地防止了地方的营私舞弊。会考府成立后三年，驳回或改正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96件，占据其总量的七成，并且查出了大量的贪污案件。
雍正对于贪污案件是绝不留情，一旦查清就是抄家，其家产全部没收国库。
雍正帝虽然对官员十分严格，但是百姓却是十分仁爱。雍正时期推行的最大惠民政策就是“摊丁入亩”，也就是取消了人头税，而是征收土地税。这样，全国的税收就主要由地主缴纳，平民的负担得以大大减轻。由于雍正对全国土地的调查、审查工作十分严格，使得地主难以隐瞒土地，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增加。
雍正的另外一项措施就是耗羡归公。耗羡就是历朝历代在正税之外加收的一种杂税，其意义就是税收在运输、储存过程中造成的损失，这部分由百姓承担。主要的名目有雀鼠耗、升斗耗、仓场耗、火耗等。清朝初期，一度取消了耗羡，但后来又恢复了，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雍正即位后，立即改革，全国官员必须将耗羡上交国库，由国家统一管理。如此，各级官员就无利可图，也就是不会刻意摊派耗羡了，百姓的负担得到了减轻。由于清承明制，清朝官员的工资也很低，这就容易产生腐败。于是雍正又用多出来的耗羡来建立“养廉制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
雍正在内政上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是不是就忽视了边疆治理了呢？雍正帝在位仅仅十三年，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和西藏阿尔布巴，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和拉萨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藏的控制。他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主权；和准噶尔达成和平，以阿尔泰山为界，有利于经济发展。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80多个土司，影响深远。
可以说，雍正在军事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可惜上天没有给雍正更长的时间，不然雍正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13年中，雍正从未到地方巡游，连避暑山庄都没有去过，他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一点是寝宫，另一点就是军机处。他每天的事情就是批阅奏章，不停地书写自己的见解，不停地思考如何治理国家。
为了反驳明朝遗老的“华夷之辨”，他亲自写下了《大义觉迷录》，将自己的治国理念、民族思想等全部写出，让各官府学习。他的民族观念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强调华夏和蛮夷都是中国人，天下一统，不要为了虚名争夺什么“正统”，只有民心和德才是天命的关键。雍正留下了许多的著作，其思想的先进性已经远超当时，堪称一代思想家。
1735年，雍正发病，三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8岁，他是累倒了。当时，天下都认为雍正没有立储，感觉天下大乱了。不久，爱新觉罗·弘力顺利即位，他就是著名的乾隆皇帝。原来，雍正早就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顺利解决了争权夺位的问题。直到乾隆即位，这个制度才被公开，这又是雍正留给清朝又一笔遗产。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雍正，这个康乾盛世肯定是要打折了。
当然，这里的完美只是相对而言，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完美的人。雍正即使再完美，也无法解决古代社会的顽疾，这是历史的局限性。由于雍正帝严厉打击吏治，他被人们称为“抄家皇帝”，给世人留下了心狠手辣的形象。现在许多小说和电影都没有给雍正以好形象，因为他得罪了文人、地主和官员，还遭到了民族偏见的不公待遇。现在我们应该正视雍正的历史伟绩和人格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