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将系列65：洪学智（一）
作者：桅杆
洪学智上将是安徽金寨县人，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誉为“六星将军”。这在我军历史上唯此一例。
纵观将军一生，其主要贡献在军队政工、教育和后勤方面。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将军在志愿军后勤保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将军的贡献也不完全只在军事后勤方面，也是个好战、能打的将军。将军个性平实，光明磊落，虽两起两落，却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从今天开始，就来说一说这位“六星将军”。
1949年11月，洪学智、邓华等在南宁
（一）金寨县史就是一部皖西苏区革命史
金寨县是著名的将军县之一，位于大别山区的东部。洪学智的出生地是金寨县黄鹄寺乡小河口村，原来属于河南省商城县。金寨县的历史不长，并且与红军有关。当年的金家寨是皖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组成部分)的中心。1932年5月开始，蒋军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经过黄安、新渠、七里坪等几次大战，红四方面军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蒋军也为之胆寒，各部不敢再战，畏惧不前。
左一洪学智
为激励前线部队，蒋氏明令：谁先占领金家寨，即用部队长官之名命名该镇，并升为县治。9月上旬，卫立煌率83师绕道偷袭，正巧皖西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乘虚占领并血洗了金家寨。蒋氏兑现承诺，于当年10月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相邻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了立煌县，最初隶属河南省，1933年3月改属安徽省。
斗转星移。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占领金家寨，于9月4日建立红色组织，将立煌县更名为金寨县。又一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被林彪的东野打得惨败，仓皇出逃。可以说，金寨县的历史，就是一部皖西苏区革命史。
（二）红大学习无故被抓
1937年4月，洪学智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事件。事件的起因，是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痛心不已，激发了对张主席的大批判。
红大在批判张氏时，调子逐步升级，范围也逐步扩大。一方面军的一些人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的人”、是“张收买的”、是“土匪军阀”。对这些指责，红大很多四方面军干部想不通。在过激的批判过程中，许世友气得吐血住院，刘世模甚至开枪自尽。感到前任无望的许世友等人决心豁出去，联络在红大2队学习的30多个团级以上干部，准备集体出走，“回四川去”。红大保卫处长、曾任红4军政委、也计划一同出走的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样出走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性质严重，遂在出走的前一天将情况报告了上级。许世友等人随即被逮捕。
青年许世友
过了几天，没有参与此事的洪学智也被抓了。应当说，这对洪学智非常冤枉。红军大学按文化程度编班，红一方面军干部文化较高，编在1队；红四方面军干部文化普遍较低，大多编在2队。洪学智因为有些文化，被编入了1队，也是唯一编入1队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由此可见，张主席几经整肃之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文化偏低。
因此，洪学智对“拖枪逃跑”事件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参与其中了。当时被抓的主要是在红4军任过职的干部，因为许世友曾是红4军军长，联络的也主要是在红4军任过职的人。一些没在红4军任过职的干部，被抓后很快都放了。后来被关押的，全是红4军干部。洪学智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因此受到牵连。
其实，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早在懋功会师后就开始出现，草地分家后矛盾加剧。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总部仍由留苏派掌权，按张主席的说法是，“仍不改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神气”。由于知识分子干部在严酷的整肃中大部分被杀，所以红四方面军干部总体上相对草莽。
可以说，这次西路军失败，部分一方面军干部积压在内心的不满顿时爆发出来，把批张升级扩大到批红四方面军干部，言辞过激，上纲上线。许世友、刘世模等人个性很强，“拖枪逃跑”是在对立情绪下做出的不理性行为。
洪学智
（三）毕生感念主席的信任
当时很多人要求严惩参与者，尤其是态度恶劣的许世友。但在主席的干预下，最终对参与者给予了从宽处理：由于上述人员屡立战功，法虽不赦，情尚可原，且犯罪行为尚属未遂，应减轻处罚。
1937年6月，边区最高法院以“组织拖枪逃跑（未遂）”罪名，分别判处许世友、刘世模、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6人有期徒刑1年半至6个月，其中洪学智的刑期是8个月。
在战争年代，“拖枪逃跑”是严重的罪行。所以，对许世友等人的上述处罚并不算很严重，可以说是非常宽大的。实际上，上述人员也没有坐牢，只是短暂关押。在关押期间还特别照顾：伙食明显改善，天天吃大米饭，一星期吃2次肉。而平时1个星期才能吃1次大米，很少能见到肉。此外，红大还安排教员专门给他们上课和答疑。
许世友
后来，主席主动找他们集体谈话，表明了一个观点：讲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张主席的人”这些话的，“不代表总部，只代表他们个人”，同时询问他们想不想出去工作？洪学智率先表示希望继续学习，其他人也表态想去学习。很快，这批人就到抗大（这时红大已改称抗大）继续学习了。
洪学智认为，这次谈话是主席“已了解到真实情况，是来给我们平反的”。但实际上，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未遂）”事实是存在的，也就不存在平反一说，当年的判决一直也没有撤销。只能说洪学智比较冤枉，无故受牵连。
应当说，主席对“拖枪逃跑”事件的处理极有水平：既没有“法虽不赦”而过分处罚，也没有“情尚可原”而不了了之，而是有警戒、给出路，维护了团结、保护了人才。可以说，此事对这些人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被判刑的6人中，坚持到1955年授衔的三位，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都是上将。另外三位中：刘世模曾任东野7纵20师师长，后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952年6月病逝；詹道奎曾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26团政委，1941年9月牺牲在抗日前线；朱德崇曾任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旅级）副司令员，有资料认为他于1939年底投奔了蒋军。
所以直到晚年，洪学智将军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不是认为自己被冤枉，而是感念“主席对我们这些干部很关照，很信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战将，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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