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教育革命”思想及方针的另一个典型的体现，是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
后者思想较先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因此，“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第一，“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结合。”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除了继续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当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第四，关于继续“改造和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搞“大批判”，一方面让技术人员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更多地到车间劳动。
这四条设想，核心就是两条，一是知识分子必须去当工人、当农民，必须更多地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二是应当从工人、农民中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和“有劳动实践经验”的人员进大学。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教员的指示作于7月21日，因此后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
这个指示被认为是：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
“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江青等人亲自抓点的清华大学从1969年3月起，开始举办各种专业的试点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当年度共招收近600名。
这个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本年度下半年开始招生。
学习内容：设置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新的条件是什么呢？除了政治条件外，需要的是本人的职业条件，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的身份。
工农兵必须是高等学校的主人，必须是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领域的主人，而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里排除出去。
这又陷入了一个怪圈。“教育革命”的着眼点是要打破社会一定阶层即知识阶层对知识、文化的所谓专有和独占，而其措施和结果则是另一部分社会阶层即所谓工农兵对知识、文化的专有和独占。
从一个错误的认识起点，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文化平均主义混杂着对文化的仇视、妒忌的心理与强烈的占有欲，导致了对文化的专制与垄断。
前者指城市与乡镇原持“城镇居民”户口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后者指的是回乡劳动的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
这样的青年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他们必须到农村去从事劳动，改变自己原有的身份，有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经历，才能取得继续升学的资格。
取消入学考试后，招生的标准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群众推荐”是必要的，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来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最高标准。
另一方面，群众的意见又是需要集中的，集中群众意见的便是“领导”，这样，从理论上尤其程序上来看，领导的意见就是最具决定性的了。
由于“游戏规则”的不同，上大学之路对知识青年来说是极其艰难的。
取消文化课考试，从理论上来讲，是讲求对所有人的平等，是在此原则下的照顾工农子弟，而新的招生方法在实行过程中，实际上便利了有后台、有权力的各级干部子弟，造成“走后门”之风的盛行。
新的招生制度不仅破坏了文化教育，而且在政治和道德上都使“斯文扫地”。工农兵上了大学，主要并不是去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训练。
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中提出，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项任务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充分的肯定。
这虽然含有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的含义，但它摆脱不了造反、破坏的“文革定势”，在此定势之下，高等学校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教学与管理的秩序。
工农兵上大学同样也无法解决“教育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中强调，对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政治教育仍然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
“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
这就是说，工农兵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文化科学工作，就大大增加了“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可能性，不管这个高等院校是“文化大革命”前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掌握，还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工人阶级掌握。
“工农兵学员”不能完全以占领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出现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进入这个领域的一切分子都是危险的，一不小心，就要被资产阶级腐蚀，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这是教员肯定的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厂办大学，“五七”大学则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样板。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大学”实现“教育革命”倡导者打破“旧大学”观念的构想，不需要校舍，没有教材、没有教师。
大学即是社会，社会即是大学，不成其为学院，不成其为文化园地，用不着专业分工，完全破除了正规化和制度化，这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实在是不能称其为高等学校，不过是业余读书班而已，至多做一些普及基础文化知识的工作。
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不是培养人的，而是“改造”人的；教育不是传播人类文明的，而是批判人类文明的；教育不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而是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教育不是文化科学的，而是政治的；教育不是理性的，而是专制的；教育不是培养人能力为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的，而是给人更多磨难的。
“教育革命”将一整套极左的教育主张强行付诸实施，造成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极大破坏，其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