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阿拉善最美的时节，我去阿拉善盟参加自治区文联工作交流会。会后，主办方安排我们去阿拉善博物馆、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参观。我意犹未尽。我首次踏足我国西部，阿拉善西与接壤的甘肃有着众多古代文化遗存，一直是我神往之地。于是我们几位喜欢研究历史文化的同仁一拍即合——向西部去，领略西域的灿烂文明与壮丽风光。
一路向西，居延黑城凝寂厚重，大漠怪树林悲壮诡秘，东风航天城雄奇豪壮，苍天般的阿拉善广博、神秘而壮美。一个午后，我们踏入甘肃境内，晚上下榻嘉峪关一旅店后，我们计划着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敦煌莫高窟。去莫高窟是我一个久远的梦，如今，梦将成真，心中不免泛出莫名的兴奋。
嘉峪关市距敦煌市360多公里，我们赶早乘坐酒泉开往敦煌的一趟普客。列车不紧不慢穿越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沿途多为戈壁荒漠，雅丹地貌，远眺祁连山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在欣赏着西部别样的风光之余，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了。敦煌已与我越来越近了。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抵达敦煌已是中午。敦煌火车站外观彰显敦煌古建筑的特色，别致而气派。可能像我们这样去莫高窟的散客不多，下车的旅客寥寥无几。无须等候，几个的哥便来招揽生意。出租车向莫高窟疾驶，身旁的师傅见我们期盼的神色，告知半个小时就可到达。敦煌方言与内蒙西部口语极为相仿，故无需讲普通话，交流也毫无障碍。我问师傅三危山在什么方向？师傅说：“去莫高窟而问询三危山的人还不多，看来你们也是研究文化的了……再走几分钟左前方就能看见哩！”少倾，我从车窗向外远眺，就见巍峨的三危山横亘前方。如我想象一般，湛蓝的穹宇下，三危山主峰犬牙交错，削壁危立，山势连绵起伏，犹如一条青色的长龙横卧于大漠东南方。三危山又名卑羽山，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耸立，如危欲堕，故云三危。三危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后《史记》也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由此可证，三苗民族迁于三危山，成为最早的敦煌先民，创造并见证了敦煌辉煌的文明。
莫高窟因三危山之佛光而开凿。
据载，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的一天，有一个法号乐樽的高僧，云游到鸣沙山东麓。此时，夕阳西沉，灿然余阳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不由得举目东望，忽见三危山峰金光闪耀，仿佛有万千金佛聚在山顶熠煜闪烁、变幻涌动，又似香音神飞天在金光中曼舞飘曳、随云翱翔。熠耀金光笼罩他身心。三危佛光之谜后有多种解释，这里不去赘述。总之，一心修行的乐樽被这奇异的大漠佛光影象所感召而顿觉——阿弥陀佛！这定是佛的旨意，这里就是佛陀的圣地！于是，他心有所悟，顶礼膜拜，遂开始发下宏愿，化缘凿窟，拜佛修行。此后，历朝历代的王侯官吏、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商贾富绅多来这里捐资开窟，修行成道，寄托善愿。从4世纪至14世纪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叮叮当当的凿窟声在鸣沙山崖响彻不息，朝拜者更是络绎不绝，香火不断。如今，高僧乐樽当年凿下的第一个禅窟已无从辨认了，而莫高窟却历经风沙侵蚀、千年沧桑，仍保存着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大大小小735个洞窟。
三危佛光是莫高窟开凿的动因，也可说三危山是莫高窟的摇篮。如果说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宝窟，那么三危山就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圣山了。三危圣山至今保存着三危楼、南天门、观音殿、老君堂等人文景观，而三危山与瑶池、西王母、三青鸟等美丽传说，更使三危山如幻如梦，诱人探访。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莫高窟，山危圣境虽近在咫尺，却无缘领略了。每个人生命的旅程注定有无法抵达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一种缺憾美吧。
莫高窟注定是大手笔，面对三危山，背靠鸣沙山，前临宕泉河。在停车场，我平了平心，用虔敬的目光凝望着莫高佛窟——在鸣沙山东麓长约两公里的断崖上，成百上千个洞窟如蜂窝状布满了五十余米高的崖壁，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关于莫高窟之名的由来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是莫高窟凿于沙漠之高处而得名，古汉语中“沙漠”之“漠”和“莫高窟”之“莫”为通假字；二说是当地文献记载，唐代敦煌县境内有“漠高山”“漠高里”之称，故将石窟以附近的乡、里名称命名；三说是“莫高”是梵文音译，梵文“莫高”是解脱之意；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人们为纪念石窟的第一个开凿者——高僧乐樽 “莫高于此”的功德，故将石窟群定名为“莫高窟”。我想，于莫高窟而言，其实哪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我更乐于接受后一种乐樽功德在此没有比他更高之说，此说法虽不直接，但意蕴深远，牵动人心。莫高窟本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而神奇的地方。
去莫高窟一定要见识一下“道士塔”。
莫高窟前宕泉河对岸是游客综合服务区。在服务区售票处不远处，赫然伫立着一座孤零零的乳黄色的泥塔。我想这大概就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道士塔”了。我移步而去，驻足塔前。果不其然，王道士王圆箓的法身就葬于此。塔呈柱形，上大下小，约六、七米高，围有护栏，塔身中部砌一龛室，内嵌木碑，刷着黑漆，刻有文字，细看碑文，原来是王道士的弟子们用来纪念他的墓志。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王圆箓据说是从湖北农村逃荒于此的道士。我在网上见过他的相片，着一身邹巴巴的松垮的道袍，堆着笑脸，确是一个畏畏缩缩毫不起眼的普通形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道士，却把持了中国最重要的佛教圣地莫高窟，开启了敦煌文化宝库最为重要的一扇门，将中华灿烂的瑰宝愚昧地贱卖给外国掠盗者。这是莫高窟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准确地讲，这是中国敦煌文化之殇。
莫高窟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世界最具价值的文化发现，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1900年5月的一天，居住于此的王道士为将遗弃的部分洞窟改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无意中发现石窟甬道壁似有裂隙，敲之有空洞之音，像一封闭的洞口，随即拆开，竟是一个方形洞窟，内藏满满一窟经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王圆箓的这次无意之举，打开了一个东方文化的宝库。据考证，藏经洞是11世纪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西夏战乱之兵燹而封存的，洞内藏有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经卷、文书等文物5万余卷（件）。文书以汉文居多，其它还有古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等，内容多为佛经，此外还有经书、小说、诗赋、史籍、帐册、历本、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已属孤本和绝本。
莫高窟在元朝后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遂引来了西方一些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手里骗取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早在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就用一些随身携带的日用品从王圆箓手中骗走了一些文书经卷。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骗得王圆箓的信任，仅用区区200两银子便把精挑细选的24箱写本和5箱绢画近万件文物“买”走。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也闻讯赶来，以600两银子掠取了6000多件最为精华的敦煌经书。1911年和1912年，王圆箓把私藏的600余卷经书卖给了来敦煌寻宝的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斯坦因二次复来，又以500两银子向王圆箓“购”得了570卷私藏的经卷。同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又从已搬空的藏经洞和其他洞窟中盗取了万余件文物遗片……
近代，除藏经洞文物受到掠夺、瓜分外，莫高窟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坏，目前莫高窟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1923年，伯希和与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取了26方最为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经典的彩塑。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40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便揭去外层以观内层壁画，此做法后引发了不少争议。
关于这个王圆箓及其藏经洞，几年来我陆陆续续看了不少相关史料。愤懑、谴责、唏嘘、感叹，种种复杂的情感常交织于我的内心。是的，王圆箓毕竟是一个卑微而愚昧的小人物，让他一人承起中国这一巨大的文化重债似乎的确很可笑，然而，历史的事实确然这样，不论你恨也好，痛也好。“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无奈地感慨。
我想，一些历史是需复原一下的。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还算尽责。他徒步50余里赶往敦煌县城找到县令严泽，毕恭毕敬地呈上两卷藏经洞的经文。可惜这位严知县竟把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不予理睬。之后，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随即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似乎很重视，也似乎很有学问，当即亲临莫高窟察看，拣走一些精美的经卷后对王道士说：“看好经洞，就地保存。”汪知县把经卷作为礼物送给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这位进士出身的学台隐隐感到了这批古物的重要文化价值，遂向省府建议把所有经卷运往兰州保管，不料省府竟以“运费不足、路途遥远”为由，一推了之。敦煌文物留存于中国最好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几次找官府无果，王圆箓颇为失望。于是，他想起了多年前逃荒落难时曾收留他的安肃兵备道台廷栋。遂挑拣了几箱经卷，赶着毛驴，踏上了千里险途，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了肃州（酒泉），见到了廷栋。但这位廷大人大致看了一眼经卷后说：“这古经上的字还不如我的字好呢……”最后的答复竟是：“古经属废弃不用之物，不必大惊小怪！”就此不了了之。据说，无奈中的王圆箓又斗胆给朝廷写了封秘报信，然而他这封“绞尽脑汁”、“文采斐然”的秘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哪还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初衷是好的，其愿望无非是想引起官府的重视，拨些银俩修缮洞窟，清理淤沙，然而各级官吏的漠然、推诿与贪婪让王圆箓彻底失望了。
堂堂大清帝国的省府“运费不足”，无法把古物从“路途遥远”的敦煌搬运省府，于是乎，外国的探险家们只好筹足运费，把古物搬运到万里之遥的世界各国去了！就这样，斯坦因来了。这个从遥远的欧洲艰辛赶来的探险家，博闻多识，阅人无数。而大字不识、呆头笨脑的土道士王圆箓那里是这个西方“文明人”的对手。斯坦因骗王道士说：“我非常崇奉贵国的唐玄奘，是循着玄奘当年的足迹，从遥远的印度历尽无数磨难专程来此取经的，现在，我这个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王圆箓起初也不情愿外国人将文物带走，思想颇为矛盾，但最终还是被这个“洋唐僧”的宗教精神感动了。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张斯坦因在藏经洞内挑拣经卷的黑白照片——他蹲在洞窟里，前后左右堆满了经卷。在摇曳的烛光下，他正用贪婪的黑爪攫取着中华灿烂的文化，脸上分明露出了一个盗掠者兴奋而诡异的微笑。或许，此时那个痴愚的王道士也正在洞窟外“兴奋”地偷笑呢——哎！七年了，总算有人肯花些银子“换”我的经卷了！就这样，几十箱经卷和书画到了斯坦因的手里。事后，斯坦因非常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需这些银子的。
当斯坦因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匪夷所思的莫高窟主人时，千佛洞上空刮起了那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余秋雨在《道士塔》中这样描述：“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年后，对汉文化情有独钟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也闻讯带着车队赶来了。王圆箓似乎对这个精通汉语、温文儒雅、彬彬有礼的西方人颇有“好感”，而且这个对他非常“崇敬”的人肯出更多的银子，于是，他便让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精挑细选了三个多星期——数千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物就这样去了法兰西共和国。回到欧洲后，伯希和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
此后，各国的探险家、收藏家闻讯纷至沓来，敦煌文物的浩劫已然开始。当敦煌文物传于全世界之时，清廷似乎才知其价值了。1910年，清廷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清点藏经洞文物，把剩余的文物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文物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还被各级贪婪的官吏截留了一部分——这是敦煌文物的又一次劫难。最终，5万余件藏经洞文物只剩下了8700余件入藏京师图书馆。大量经卷的散失，官吏的贪心掠夺，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的愤慨，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就在文物运往北京清点前，他将认为特别有价值的汉文写本偷偷藏匿了起来，后来如前文所述又将这些私藏的文物卖给了外国人。流失于民间的敦煌文物，部分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更多的已不知去向；而流失于海外的敦煌文物，后多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等地。关于敦煌文物后人曾这样总结——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秘，而藏于中国者最乱。
1931年，王圆箓死于莫高窟。对于这个常年堆着一脸笑容的瘦小的道士，有人说他是莫高窟的守护人，有人说他是出卖藏经洞文物的罪人……百余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敦煌多少事，苦乐谁人知？我想，敦煌文物流失的责任不应归罪于任何个人，特别是像王圆箓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那是当时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悲剧，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悲剧！毋庸讳言，这是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嘲讽，世界对一个国家的嘲讽。因为，那时我们古老的中国还在沉睡。
唉……长叹一声，调理一下怅然的心绪，我随着游客向莫高窟而去，不由得回眸这座孤寂的“道士塔”，只能投去无言的一瞥。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圣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虽已到寒露时节，但莫高窟景区仍绿树环绕，景色怡人，成为一片独特的沙漠绿洲。进莫高窟景区需跨过一座桥，穿过一座两层飞檐的牌楼。牌楼匾额蓝底金字，正书“石窟宝藏”，背书“山危揽胜”。也许已过莫高窟旅游旺季，游客不是很多，满30名游客由一名导游统一带入景区解说参观。莫高窟艺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如果把几百个洞窟全部看完，至少需几天时间，而且许多洞窟还未对游客开放，一些洞窟仍在修缮之中，因而我们只能随导游安排，参观十几个典型的洞窟了。为保护这一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要求游客进景区一律不准携带照相、摄像等器材。
我曾领略过大同云冈石窟的壮观，该石窟是以精湛的石刻艺术著称，而莫高窟是以精美的壁画、塑像和古建筑闻名于世。莫高窟有492个洞窟存有壁画和塑像，共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
莫高窟不愧为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一部形象的百科全书。我曾看过央视的大型纪录片《敦煌》，因而，对莫高窟并非完全陌生。但真正进入洞窟后，听着导游的解说，随着导游手中特制手电光束，我还是被洞窟内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艺术震撼了。环顾各个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是佛像、飞天、伎乐等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有佛经故事、佛教史迹、神怪和供养人像等绘画，也有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鸟兽等装饰图案，还有表现各个时代狩猎、耕织、交通、战争、舞蹈、婚丧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画作，可以说这是十六国以来一千余年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这些画有的雄浑壮美，有的鲜艳雅致，体现了不同朝代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据测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50余华里长的画廊。
飞天是敦煌的形象代表，敦煌市的城雕就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的造型。我们在莫高窟景区内漫步，不时就发现一些飞天的雕塑。莫高窟的壁画上，随处可见漫天飘舞的飞天。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4500余身。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香音神，能歌善舞，曼妙美丽。古代的画师们用色彩与线条赋予了飞天优美的生命——有的手捧莲蕾，曼舞云霄；有的脚随彩云，腾空而舞；有的衣裙飘逸，宛如游凤。
莫高窟的雕塑也是久负盛名。这里有高达30余米的大佛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多数洞窟都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一座大型雕塑博物馆。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题材广泛，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塑像精巧逼真、内涵丰富、造诣极高，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中国乃至中西亚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在大量的壁画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汲取了印度、伊朗、希腊等世界文明古国的艺术之长，是华夏辉煌文明的象征。特别是各个朝代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
莫高窟外最醒目的标志性建筑是九层飞檐楼阁，又称“北大像”，高四十余米，处崖窟之中段，与崖等高，巍峨壮观。据载，这座楼阁建于唐文德元年（888年），后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进行了重建，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九层造型。九层楼阁外檐牙高啄，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我们神情静穆地步入楼阁，只见一尊硕大的弥勒大佛端坐其间，雍容大度，瑞庄温婉，神势肃穆，摄人心魄。佛像高大丰满，因而显得楼阁逼仄，游客只能仰视其貌。导游介绍，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我国仅次于四川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古代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大上小，平面呈方形。楼外中上部凿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对莫高窟塑像印象较深的还有148窟的卧佛。宽阔的洞窟内塑着佛祖释迦摩尼的涅槃卧像，长约15、6米，造型优美，神态安详，令人惊叹，为盛唐时的杰作。佛陀双眼微睁，神情超然，身后侍立着72尊菩萨、力士、天王等塑像，喜怒哀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涅槃”即灭寂，就是佛陀的肉体虽已入灭，但精神却达到了超脱生死、寂静常在的至高境界。因涅槃常为横卧姿势，故俗称“卧佛”或“睡佛”，这也是佛教徒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莫高窟洞窟的形制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高40余米、宽30余米见方，最小的高不盈尺，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相连，现多已不存。现莫高窟中南部很长一段崖面都用水泥、砾石等材质仿原砾岩崖体形貌加固，窟外筑有钢筋混凝土的栈道，上下有三、四层，互相连接，游客游览极为安全便利。虽然我们随导游仅进了十几个洞窟，但我还是为古人高超的凿窟技艺与智慧而赞叹。鸣沙山断崖地质多为松散的砾岩、砂岩，不少偌大的洞窟全部是凿挖空的，中间没有支撑，虽历经千年沧桑，窟内几乎从未坍塌，不由令人称奇。
莫高窟现存石窟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即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的支持，发展较快。壁画先期色调浓艳，人像挺拔，有西域的特色；西魏后色调趋于雅致，塑像体态健硕，具有中原的风貌。隋唐时期，莫高窟开凿随丝绸之路的繁荣而达到鼎盛，现存洞窟最多。塑像造型浓丽丰满，更趋中原化。盛唐时期的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美术技艺达到空前水平。五代、宋、西夏、元的洞窟，多为改造、修缮、重绘前朝洞窟。元代后的洞窟仅有几个，壁画和雕塑均与西藏密宗有关。从莫高窟各个朝代开凿的数量、规模、形制等，可从一个侧面见证或反映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兴衰、嬗替。
还是要提一下那个“藏经洞”。当我们进入第16窟后，导游指着甬道北侧壁上的一个小洞口说，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藏经洞口约有一米多高，五、六十公分宽，离地一米左右，为方便出入，洞口外砌有半圆状的四层台阶。游客散尽后，我特意踏上台阶探身洞内细看，是一个长、宽近3米、高丈余的方形窟室，内壁绘有佛经图像，中有一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的坐像。我很惊奇，这个看似不太大的洞窟，竟藏有五万余卷经书。之前我从一些史料得知，藏经洞开凿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原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莫高窟的僧徒为防备战争的灾难，把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佛像画等全部封于此洞，然后外筑补壁，绘画掩饰。后因僧徒躲避战争之难永远未归，之后便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洞窟年久颓废，甬道淤满流沙，竟因此而尘封密闭了近九个世纪。
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个洞窟。记不清是第几窟。导游介绍，1920年，有一批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败亡窜入我国境内的白俄官兵，被当地政府扣留关押于此，这就是当时关押的洞窟之一。我大抵了解这段史实，于是我很留意地看了看，——这些面目全非的壁画就是那些白俄囚徒留于这个洞窟肮脏的印记。壁画、塑像上的金箔已全部被刮走，有的泥塑上还刻着俄文，导游说是斯拉夫语的下流话。我还知道，关押白俄士兵的其它洞窟还有烟火熏燎的污痕。
不到两小个时，十几个洞窟走马观花般地看完了。每个洞窟我多最后离开，我想让那些精美的壁画、雕塑在我的视觉中多留片刻。虽是片刻，却是永久的记忆。
敦煌，古称沙州，自建置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门户，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连阳关，后接玉门，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地。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交汇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古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由敦煌经四条道路通向西方。千余年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遥远欧洲的商货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宗教与艺术。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汇合。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曾经的沙州敦煌繁华昌盛、文明荟萃、商贾云集、僧侣来往，而几十里外的莫高窟更是高僧常驻、凿窟不断、经声回荡、香烟缭绕。
历史进入了大元帝国，由于蒙古铁骑打通了新的欧亚商贸路线，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作用锐减，敦煌遂逐年冷清，莫高窟随之衰落。到明朝时期，统治者曾一度封闭边关。于是，莫高窟逐渐湮没于岁月的流沙和人们的视野。直到二十世纪初“藏经洞”的发现，莫高窟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藏经洞出土文献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范围的扩大，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都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向世界展示了精美的敦煌艺术、丰富的文化内蕴，以及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为保护莫高窟，同时形象地展示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发展历程，在莫高窟游客综合服务区的东南不远处，建起了一座“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游客可凭票进入展览。该中心陈列部设有录像演播厅和三个展区，内有按原大复制的各时期杰出代表洞窟以及石窟文物陈列。我在陈列中心展览了一番，驻于“前言”前，才知这个陈列中心竟然是日本赞助，中日合作的一个文化项目。我心里一阵不爽。那个岛国的一些人极有意思，对自家的文化研究的不怎么样，却常对许多邻国的文化十分的感兴趣。想当年清廷的省府“没有经费”去保护我们的敦煌文物，难道当今的省府也没有经费独立建设一座我们自己的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吗？
言归正传。现今人们看到的这个璀璨辉煌、面目一新的莫高窟，是近百年我国敦煌艺术研究者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不断保护、研究的结果。他们许多人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全部献给了这座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他们不平凡的业绩与故事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先认识一下“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精英汇集在巴黎，其中就有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的常书鸿。1935年的一天，常先生在塞纳河畔旧书摊偶然看到一部《敦煌石窟图录》。图录是伯希和当年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他十分震惊，方知祖国的敦煌还有这样一座神奇的艺术宝库，且在国外引起轰动，国人却浑然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责任与使命。于是，他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到敦煌去。塞纳河畔偶遇的敦煌艺术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接受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任教邀请。1936年开始，为躲避战乱，他随学校先后迁至杭州、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 （常书鸿日记）”1944年元旦，在常书鸿、张大千、王子云等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以及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首任所长。
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辉煌，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崖体多有塌毁，淤沙湮没洞窟，壁画破损脱落，雕塑毁坏严重。研究所成立时，人员不超过十人，于是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很快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陆续到来。不久，常书鸿说服妻子带着一对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他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主食常是面条里加点盐醋，喝的是河里的碱水。百余个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他们硬是用人工把积沙推到1里外的戈壁滩上，并在洞窟外修筑了一条两千余米长的防护墙，还修补了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同时对石窟做了全面的调查、编号以及大量原始资料整理工作。
抗战胜利了，可给敦煌带来的却是国民政府为节省开支裁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坏消息。许多研究人员为此离开了研究所，但他仍在坚守。常书鸿的妻子因忍受不了如修道士般的生活，决然离他而去。为找回妻子，他在大漠中策马狂追，最后昏倒在戈壁，险些丧命。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敦煌，到重庆奔走呼吁。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政府机构忙着回迁，朋友们劝常书鸿一起返回内地，但他却决意要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经他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国民政府终于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和新招的学生回到敦煌。1948年后，敦煌的保护管理虽开始走向规范，但历经千年的莫高窟已残破不堪，为此他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这个愿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实现。1956年和1963年政府拨款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莫高窟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保护阶段。
抹去半个世纪的风沙，莫高窟从岌岌可危的残壁危崖逐渐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而我们这位“敦煌守护神”已鬓染霜雪。1982年，守护莫高窟40多年的常书鸿先生依依作别敦煌，迁居北京。一位日本作家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他病的时候跟我说，我将来死要死回敦煌啊！这是他的一个遗言。”常书鸿之子如是说。
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脚下，常书鸿先生就葬在那里。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大漠隐士”段文杰。
1946年，兰州街头一个卖水的小伙子在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等候一年了。他就是段文杰。这年冬天，段文杰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所长常书鸿。在研究人员离散的情形下，常书鸿被段文杰的坚守感动得满眼泪水。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誉为“大漠隐士”。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在四川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激动异常。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终于来到了神往的敦煌。在洞窟里他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但令他痛心的是，壁画风化脱落、破损严重。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他们的生活极为艰辛，没有大米、蔬菜，工资不能发放，交通极不便利。酷夏干燥高温，寒冬黄沙漫天。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这一成绩在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洞窟进行了一次完整而科学的编号、测量和调查，至今仍在沿用。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段文杰的心。1982年起，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开拓道路。1982年《敦煌研究》创刊，1983年开始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1984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此后，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员来到敦煌，献身于敦煌学研究事业，敦煌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段文杰在探讨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风格特点、源流演变、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精深的造诣，成为蜚声中外的敦煌学权威。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会上，中国的敦煌学者全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敦煌学研究由此走在了世界前列，“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邓小平语）的愿望得以实现。他应邀前往法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参加国际敦煌学研讨会，讲授敦煌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要认识一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1963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樊锦诗，没有选择留在北京或上海，毅然去了大漠戈壁深处的敦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樊锦诗用50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化历史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
樊锦诗与莫高窟的缘分注定是必然的。1962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常书鸿先生的故事和敦煌精美的壁画深深打动了她。
虽说对那里恶劣的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生活艰苦。对此，樊锦诗曾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他们结婚后两地分居了19年。她每隔一两年才能回去看望爱人和孩子一次。1986年，彭金章最终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调到敦煌研究院，与妻子携手致力于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莫高窟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应该展示给世人，可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她忧心忡忡，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人的参观吗？ 于是，2004年“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建成，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通过录像演播、文物展示等，可较全面地了解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
半个世纪的岁月磨砺，使这位瘦小的江南女子变得坚韧而执著。人们称赞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是因为她在敦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倾注的情感。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称赞樊锦诗时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2019年樊绵诗被评为“感功中国”十大人物。如今满头银发的“敦煌的女儿”仍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近百年来，对敦煌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和学者非常之多，不胜枚举。他们有王国维、陈寅恪、刘半农、梁思成、于右任、张大千、季羡林等等。斯人已逝，但历史会铭记他们的功绩。
一群外地人，一个莫高窟，无数的敦煌研究者用生命守护着这座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宝库，风沙、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寂寞等从未动摇他们的信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光改变的是他们的容颜，不变的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和灵魂的守护。莫高窟曾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莫高窟因为他们的默默奉献而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光耀千秋！
午后的斜阳穿越大漠和莫高佛窟又照到三危山脚下的沙丘上，延绵的沙丘泛出金黄色迷人的光泽。在沙丘东南侧有一群不太显目的茔冢，下面埋葬的是常书鸿、段文杰等无数个敦煌的守护者们。他们的身体与灵魂已与莫高窟融为了一体。
因为那里神圣，所以我们要去朝圣。千百年来无数虔诚的心曾来到莫高窟，朝圣这个大漠中的精神家园。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个祭坛的，那就是自己的灵魂。也许我们不相信佛祖、上帝、真主等神秘的存在，但一定要相信神圣，崇敬高尚，尊重信仰。是的，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仍能是一个善良美好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神圣的东西，无所敬畏，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必定会被神圣的事物所抛弃，即便活的富足健壮，也无异于行尸走肉。
秋阳西下，游客渐稀，每个朝圣者终将是要离去的。朝圣莫高窟，完成了一个神圣的夙愿，收获了一个圣洁的灵魂!
作者简介：
张斌，男，汉族，现供职于察右前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理事，内蒙古书协会员、民协会员，乌兰察布市作协副秘书长、书协副秘书长，旗文化研究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