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地位，实质上是一个启蒙者。他虽曾鼓吹、呼吁变法，但后来却极力反对变法。
同样的困惑，康有为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他们都是国学大师，太了解中国文化特质与变法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与悖谬。
严复对待变法的模糊态度、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的辛苦创建，从一个侧面足以说明：在古老中国实行变法之曲折艰难。
即便是微小的想法与动作，亦绝非圣贤志士而不能为之。稍不留意便会失败，结果就是血的教训与生命的代价。
仅此而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兴衰之交的变法失败史；相似的历史故事，总是在不停地轮回。
当时中国，因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严复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均已达到巅峰；然而，严复的政治主张却十分保守。
严复认为：国之不强，是因为做为社会细胞的民众民智守旧、民风落后、民力贫穷所致。
因此，社会的进化和变革，当务之急应使国家富强；而国家要富强，就要维新变法；变法之根本在于教育国民，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云云。
简而言之，严复的政治主张，颇似如今的素质论；他不赞成中国立刻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严复这一政治主张，在传统文化意识支撑的中国社会上层，很有市场。
二、康有为主持公车上书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近代维新运动理论的创建者；有南海圣人之誉。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举人正在参加当届会试，遂引起爱国举子的极大愤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组织发动应试举子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不能批准签约。
康有为亲笔写下过万言的请愿书，呈递督察院，当场就1300多名举人联名签字。这就是近代闻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清廷以已经签约，不可挽回为由，拒绝了这次请愿。
康有为们在请愿书中，痛陈列强侵略，对民族危机忧心忡忡。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提出变法维新的强国主张和救国方案，初步提出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议会制的政治要求；具有一定的爱国性、思想性和进步性。
这次请愿，也打破清王朝士人不可涉政的陈规。虽然请愿要求没有被清廷采纳，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进步官员的赞赏。
本次会试，康有为中榜，授工部主事。但康有为没有到职，继续从事维新活动。他归纳群策众议，把请愿书内容又增删数次，向光绪皇帝继续上书，强调自己的变法主张。其中提出三个大胆的建议：
1、上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行之可强。
2、中策：集群臣谋变政。行之犹可固弱。
3、下策：任疆臣各自变法。行之不尽亡。
清廷各部官员阅罢，皆因内容涉及政体，恐怕受到牵连，都缓于代向光绪帝传递。但康有为的请愿书切中时局、言真意切、内容充实；故被官员广泛传抄，在清廷政坛和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与反响。
后来，康有为上书的精华内容，又被津沪多家报纸全文刊载。1898年初，光绪皇帝终于在报纸上看到康有为的上书；阅后深为感动，遂即表示坚决不做亡国之君，一时坚定了变法决心。
光绪传令召见康有为，共商国是，但被奕訢以本朝官员，非四品以上不得召见为由，屡加阻拦；后改由李鸿章、翁同龢等五部大臣共同对康有为“问话”。
他面对五部大臣的询问诘难，慷慨陈词，对答如流，得到帝党要人翁同龢大加赞赏。接着，翁同龢极力向光绪保荐，称康有为强过自己百倍有余，请举国听之云云。光绪再欲召见，又受到奕訢的阻拦。
康有为并未恢心，继续上书，鼓动光绪履行变法。但康有为采法俄日、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政的建议，绝对行不通。
其一，因为光绪皇帝不像彼得一世那样掌握实权。其二，中国维新派的力量，与日本维新派的力量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注定中国近代维新运动暗淡的前景。
三、康有为其人其学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岁即从师于广东名儒朱次琦。后来专研学习道学、佛学和陆王心学，具有很深的国学功底；但却总是忧患百经未闻道而心生厌倦。
时值列强瓜分中国市场，使二十岁出头的康有为憎恨侵略者，不满清政府；心中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接着，康有为毅然放弃修学走上社会，寻求救国真理。
他历游中国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仕，研读经世致用之学和洋务派思想家早期的维新著作，接受新风气和新风潮的洗礼。
当他看到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区内人情风气良好、社会秩序井然，始知西方治国有度，不似古之所谓夷狄之属。遂开始购西书专研西学。经过几年的探索，他认定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
1888年，康有为借进京应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痛陈中国强邻四逼的危局，提出必须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这次上书虽然失败，却广为学界称颂。
康有为此榜未中，回到广州后开设学馆、收徒讲学、著书立说。讲学之时，他一反旧式学馆讲授宋明理学的陈规，大讲中外之故，探求救国之法。
其时，学生中的梁启超、麦孟华等人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后来都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骨干和领袖。
1895年，当康有为和弟子再次进京应试，恰闻《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接着公车上书，再次表达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社会开明人士和进步官员更大赞赏。
康有为此榜得中，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到职，继续探求救国理论，进行维新活动。期间接触严复的《天演论》，为之惊喜，受益非浅。
四、变法理论的创建
康有为认为：欲在中国实行变法，先必须说服清廷的顽固派。从讲学至1888年的十余年间，康有为陆续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作品，完善自己的维新理论。
1891年，他刊印《新学伪经考》，在于说明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古文经为伪经。
康有为考证说：古文经，是西汉末年由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是王莽新朝之学，当称新学；新学伪经，湮灭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义。特注：此“新学”之新，乃王莽新朝之新，而非“西学”之新。
康有为又说：西汉时代的今文经、即《春秋公羊传》系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再注：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含有变革思想。
康有为还说：清代正统学者，不辨古文经之真伪，高谈的汉学，实乃王莽新朝的新学伪经是也云云。
呵！经康有为如此一“考”，大清帝国的理论基础：即所谓“清学正派”的根基，一下子发生动摇。
再者，此书之旨，又在提示人们对中国古籍不要迷信，皆须重新考评。
康有为对古经文思想如此变通，无疑是对顽固派的致命一击。为自己的变法奠定思想基础。
历时六年，康有为于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更是他精心编著、为维新运动建立理论的奇妙之作。
五千年文明的古中华，有着顽固的文化思想痼疾：既便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一直都讳言政治革新。
所以，康有为必须这样做，从儒家经典中先建立变革思想。《孔子改制考》的内容精华主要有如下两点：
1、创立孔子改制说。此说在于向顽固派文化人传递一个信息：变法其实并不违背圣人之教。从而变法创建理论基础。
2、创立新三世说。康有为把严复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融合于历史进化中推演糅合，做出符合变法思想的新解。
简明的说：用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观，附会古代儒家的公羊派变革学说。康有为创立的新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向前进化。
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如此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必然。
康有为特别认真地强调说：当下中国，处于要通过维新变法，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危急时期。
呵！经康有为如此一“考”，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派，立时傻眼；那些宣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历史观的古文人，也显得苍白无力。
康有为师法严复，通过对儒学和孔子形象的大胆改造，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嫁接一套“中西合璧”的变法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说还无法挣脱封建制度的桎梏，但却颇具独到、进步的特色；也是为了让清廷统治者对维新变法运动，先从思想上有所适应。
康有为创立的维新理论体系，自有他的进步价值。
他的这套变革与变法理论，不但对近代资产阶级变法运动起着鼓舞指导作用，并对以后革命派革命理论的创立，都有重要影响和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