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 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积极的政治改良运动，也是一次非常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被后世经常提及。
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践，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后来，史学家们又纷纷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比如教育、军事、社会甚至是战略角度来进行分析，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从此，打破了原来笼统式的表述，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单纯就是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太过强大，新型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太过薄弱所致。亦或者，由于维新派的软弱无力，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都心存幻想，才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
诚然，以上论断并没有错误，只是太过于笼统和格式化了。
笔者个人认为，只有“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历史事件或者社会变革，其成败得失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却与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关系密切。
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改革家，直接领导并参与了戊戌变法。今天，文史不假本人试图通过探讨和分析康有为的个人品性，以此作为切入点，浅谈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思想和历史评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冰火两重天，坚决不相容。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难以对其进行盖棺定论。赞誉者称其为“开历史维新一页之伟人”，创造了一个“即中即西”新兴的思想体系；而批评者则称其“生就是个骄傲不群和木讷乖僻，而又顽固和急躁的投机分子”。
文史不假本人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有提及，对于康有为其人，实在是不看高、不看好。康有为自诩是维新派的领袖和旗手，在变法失败后，却又转变成了保皇派的急先锋和封建复辟的拥护者，实在是矛盾至极。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从品德和性格两个方面入手，不仅要结合其生平事迹、言行举止等方面，甚至还需要运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 实非文史不假本人的这篇小文所能做到。
接下来，笔者只能尽力在已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做一次抛砖引玉，浅谈康有为的品性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当变法顺利时，康有为过于自大和招摇，过于乐观，过于膨胀。而一旦情况有变，他却在第一时间逃跑，毫无气节和道义可言。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戊戌六君子”，却慷慨赴死，喋血刑场，真不知道康有为在事后作何感想。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随即写下了《戊戌政变记》，详细回忆变法期间的这段历史，为康有为和维新派张目。
而康有为也写下了《康南海自编年谱》，为自己主持的维新变法失败而进行辩护，对慈禧等顽固派进行控诉。
期间， 康有为始终都延续着和扮演着梁启超所评说的那种“先时之人物”的光辉形象，以先进的国人形象自居。不过，后世越来越多的人却对康有为的品德进行了质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阐述:
晚清时期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很多人都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不过就是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为了博取政治同情和经济援助而编造的子虚有的“伪诏”。
直到1909年，慈禧太后过世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才敢将此事公之于众。原来，衣带诏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光绪帝的这份衣带诏并不是给康有为的，而是给杨锐的。这份衣带诏的原件，由杨庆昶转呈给了光绪的亲弟弟，现任的摄政王载沣。这份密诏的内容如下：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尔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随着衣带诏内容的曝光，一直宣称衣带诏是光绪帝颁赐给自己的康有为，被这个公开后的真相啪啪打脸，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声讨，几无立锥之地。
除了“衣带诏”事件外，康有为所著的《我史》，也因多处抄袭和篡改，而受到广泛的批判，朱维铮就曾明确指出:
随着清宫档案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发掘， 已经证实康有为的“戊戌奏议”原件和他后来公开刊登的内容，出入很大。换句话说，康有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上，说谎了！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个人品德有亏。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长年流亡海外，大肆接受海外华人的爱国捐助，使自己过上了极度奢侈享受的生活。
康有为利用海外的捐款，自己到处出访和游历，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康先后曾去过日本、美国、香港、新加坡、埃及、墨西哥和印度，以及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差不多踏足了全世界的5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环球旅行一圈。
而且，康有为还专程登陆了北极。没错，康有为是第一个登上北极的中国人！真不知道他去北极，除了旅游还能干吗，去找谁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冠冕堂皇和信誓旦旦的宣扬，要追求男女平等和人人平等。但是，康有为自己在私底下却极不检点，出入风花场所，家中妻妾成群。
康有为的妻妾，据说有二十几个，光有名有姓娶回家的就有6个，并同时都安置在上海的宅院中居住。她们分别是：正房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17岁娶回；三姨太何旃理，17岁娶回；四姨太市冈鹤子，17岁娶回，这是个日本人；五姨太廖定徴，17岁娶回；六姨太张光，19岁娶回。这个言行不一和道貌岸然的康有为，令世人颇为不耻。
在康有为过世后，他的门徒陆乃翔就写下了《新镌康南海先生传》，其中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日谈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却以无子立妾；日谈人人平等，而好役婢仆；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专权。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康有为品德的简单分析， 因本文旨在探讨其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所以只是着重分析康品德中的瑕疵部分，并非故意诋毁。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分析康有为的性格。
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自述”和“他述”两方面入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
首先，我们来看康有为的自述。引用康的著作《我史》，尽管后世评价该书有太多的不实之处，但由于康有为在晚年时曾最后修订过此书，或许还有几分参考价值。书中，康有为这样自评:
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 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 俛接州中诸生， 大有霸视之气。
从上文中，大体可以概括出康有为的性格，基本上有天资聪慧，狂妄自大，刚毅执着、行事果敢等内容。
后面所著的年谱中，多有叙述他身处京师重地，以及感悟时政和参与变法的历史事件，自述其常立风口浪尖之上， 但始终怀“恻隐之心，不以难而变耳”。
总之，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他的确称得上是“康圣人”，以救世主一般自居，确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惜，这种自我标榜式的广告，也仅仅是广告而已，带有太过浓厚的主观色彩。
要全面了解康有为的真实性格， 我们还得看“他述”，看他人的评价，最好是与其处在同时代而且关系密切的“他述”，这样才更具说服力。
梁启超可称得上是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在戊戌变法前后，一直与康并肩作战，变法失败后也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海外。所以说，梁启超无疑是对康最熟悉的人。
当年，梁启超自己以举人的身份，拜当时仅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再到创建强学会和保国会，创办《万国公报》 、《知新报》、《湘学报》和《时务报》等，梁启超始终追随康有为的步伐，可以说是“惟康命是从”之人。
梁启超曾这样评述:
启超之学, 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先生。
由此看来，梁启超对康有为曾经十分的敬重，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可是，在变法失败后不久， 梁启超逃往日本后，随即在横滨连续反思，写下了《康有为传》，在书中，他又这样评价其师:
有触动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为之，虽费劳甚多，而结果甚少。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盖自好为之也。
可见，梁启超也逐渐认识到，康有为或许有理想，有才气，但绝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行动家。
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 盈衢塞巷。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如此看来，康广仁对其兄康有为的评价，总结起来就是志气太锐和举行太大，认为其太过锋芒毕露，个性张扬而不知收敛。
以上，我们从品德和性格两个方面，简单了解了康有为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剖析他的品德和性格对于变法维新的影响，主要从三个阶段分析，分别是变法前、变法中和变法后。
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开始， 是维新变法的前期宣传和造势阶段。康有为利用其名气，虽能号召其门下弟子以及少数志气相投之士，追随他一道变法。
但是，由于其虚夸矛盾、性格乖张和执拗自大，而越来越受人质疑。
等到1898年初，随着光绪帝下旨正式变法时，维新派的热潮已经出现了减退。换句话说，变法在开始之初，就已经处于了下滑阶段。
假设，在公车上书后到维新变法前的这两三年内，康有为等维新领袖，能够做好前期的宣传和策动工作，也许后面的变法就不会有如此之大的阻力，结局也许会有不同。
对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汉族的开明大臣，康有为没有主动接近和团结，甚至还有排斥的意味，使得维新派在变法前就丧失了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
李鸿章长期负责洋务，通晓本国国情和外国国情，对于变法维新运动也持开放的态度，并不反对。据《李鸿章》记载:
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创建强学会时，李鸿章就曾表示愿意入会，并且资助强学会。然而，当时《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的名望受损。不知天高地厚的康有为，竟然对李鸿章抛来的橄榄枝断然回绝，态度极不友好。
当时，许多学子都纷纷上书李鸿章，劝说其支持变革。而自诩为“康圣人”的康有为，却不知李鸿章的分量，将其排除在外。其实，这是严重缺乏政治谋略的表现，是一种明显的策略失误。
1895年，张之洞与康有为初识时，对其本人极为赏识:
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评为杰出之人。
张之洞出重金，大力支持康有为筹办上海与广州两地的强学会。但是，康在创办上海《强学报》时，却一意孤行，不断触怒张之洞，使得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分道扬镳，愈走愈远。当维新变法正式开始时，张之洞对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称呼，也从“吾党”改为了“康党”。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居然直接把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简单划归为顽固派，认为他们和慈禧等人，没有太大区别。
这就表明，康梁在变法之前就已将大批开明人士视作敌对者，而非同盟军。这是戊戌变法显而易见的策略之失，与康有为刚毅执拗、自得自满的个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仅如此，康有为在正式变法前，曾与一些朝廷重臣有过直面对话的机会，因个人性格所致，锋芒太过，不仅没有说动朝廷重臣的支持，反而遭致他们的厌恶和敌对。
当时，参加问话的有荣禄、李鸿章、翁同酥、张荫桓等人。这些人，都是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所倚重的朝廷重臣。据康有为的《我史》记载，当年的谈话不欢而散，荣禄甚至还在中途愤而离席并表态:
祖宗之法不能变。
尽管除荣禄外的其他人，或许会同情或者部分支持变法，但荣禄的中途退出，使得这次会谈的效果大打折扣。
康有为以一介平民之身，是因为承蒙光绪帝的特旨，才有机会与重臣会谈。但是，作为晚生的他，丝毫没有谦虚的态度和礼让的精神，在会谈中咄咄逼人，甚至还意气用事，这就未免有些太过自负了。
其实，后世的很多史料都能证实，荣禄并非一个顽固不化之人，他的思想也绝不是彻底的僵化和守旧。荣禄曾经致信林旭:
变法改革应以补偏救弊下手，不在遇事分更。
说明，荣禄并非百分百反对变法维新，更不是愚顽不灵之辈。可惜，康有为始终没有能深入了解荣禄，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了解荣禄。
笔者个人认为，维新变法最大的阻力慈禧太后，也并非是绝对的对立面。可惜，这些都被康有为给忽略掉了。
到了正式变法阶段，康有为虽然获得了面圣的机会。但是，由于他的主张太过激进，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绝对信任。甚至，光绪对他的信任，还不及林旭等人，从衣带诏事件就能看出这些端倪来。
事实上，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也就不会有《定国是诏》的颁布了。慈禧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变法的力度和速度上。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
不难发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几乎就是一次“急变”和“全变”，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当时的大清朝，已经是积弊上百年，病势沉重，真要医治，也得循序渐进缓缓图之。如果急下猛药，只会加速其死亡。
而且，康有为也知皇上无实权，那就更应缓图之，最起码也要先稳住慈禧太后。可康有为却劝光绪帝冒险，以“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堂而皇之的鼓励光绪帝仓促夺权，扳倒慈禧太后。此举，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的出手。
康有为在面圣后，光绪帝随即下旨，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其专折奏事。虽说只是一个六品官，但康却毫不在意，甚至还有人赞扬其“终不为屈也”。
但是，个人却认为，其实是康有为没有完全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复杂和艰难，没有认识到光绪皇帝的窘境，自己仅仅是抱着盲目的乐观态度。试问，历史上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都是身居宰相之位才推行的，有哪个是在区区六品官阶上开始的。
康有为既无政治家的谋略，也未能真正掌握实权，单凭书生的空谈和一腔热血，就去大改旧制, 就去维新变法，无异于以卵击石，未免也太儿戏了。
戊戌变法的步骤和进程，过快过急，过大过全，几乎就是齐头并进和包罗万象的一次彻底变革，使很多原本支持变法的人，都跟不上形势，甚至找不着北。
康有为却不断上疏劝谏光绪皇帝，建议“多下诏以示意旨所在，彼等无从议驳”。
湖南巡抚陈宝箴，原本是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的。他在变法正式推行前，就带领湖南的开明地主阶层，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甚至连维新派的梁启超都认为，湖南“民智骤开, 士气大昌”，是维新变法中最坚决的省份。
可是，在变法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后，面对光绪帝密集的诏令和上谕，面对维新派“雷厉风行”的举措，湖南的维新运动反倒显得举步维艰, 几乎难以开展。
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标志着变法维新的正式开展。客观说，慈禧太后即便没有强力支持，可也绝对没有反对。据清宫解密的档案可知，慈禧曾表示: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但是，随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过度冒进，尤其是在罢免礼部全部堂官并擢升四军机章京后，慈禧太后已有不满情绪。她认为，是康有为的过分激进之举，影响到了光绪皇帝。
光绪为了不拂太后的圣意，也为了缓和各方的势力，在7月26日就下旨，委派康有为远赴上海督办官报，希望让他暂避锋芒，也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继续推行而减少阻力。
可是，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却以各种理由迟滞不去，继续留在京师不断干涉新政。
眼见局势日益紧张，光绪皇帝在9月17日，明降谕旨，命康有为迅速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可惜，康有为并没有领会光绪皇帝的苦心和用意，继续违逆圣旨，留在北京不走。
到了最后的关头，眼见慈禧太后态度日益明朗化，康有为居然还天真的以为，可以依靠地方实力派袁世凯。维新派希望借助袁世凯，一同发动“兵谏”，举勤王之兵助光绪皇帝一举夺权。
想法很好，可是太过幼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小站训练新军，但长期遭到荣禄的猜忌，甚至是打压，地位并不稳固。
袁世凯正巴不得寻找机会，向慈禧太后和荣禄表忠心。即使，他的内心真的同情维新变法，但在双方势力的明显优劣之下，一个旧军阀自然知道该如何取舍。因此，袁世凯出卖维新党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9月21日，慈禧太后在荣禄、刚毅等大臣的支持下，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然后下诏由太后训政。
经慈禧太后出手，很轻松的就扑灭了刚开始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维新派纷纷被捕，其余诸人也立即作鸟兽状四散逃亡。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诏，由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将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维新变法彻底失败。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皇权。在康有为回国后，竟然对于将君主推翻的共和派人士，极为痛恨，处处掣肘。
康有为不仅秘密前往拜见退帝溥仪，而且还与张勋等人密谋复辟，最终协助溥仪再次登基，重新当上了皇帝，俨然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选择了历史的对立面。
现在我国的史学界，已经普遍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慈禧太后的一生，总体上是趋向于进行改革来维护统治的。从辛酉政变上台后，就开始与西方接触，接着推行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甚至于清末的新政，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支持。
但是，慈禧倾向于支持缓进和稳妥的变革。她对于康有为的急进式变革，颇为担忧，甚至是反感。因此，康有为很快就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矛盾交汇点，而康有为却依然我行我素，执意逗留京师, 除了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幼稚的以外, 也凸现了其品性中的虚夸矛盾和不顾大局。最终，导致慈禧太后出手，扑灭了维新变法运动。
客观的讲，康有为的品德和性格，的确影响了戊戌变法的进程。但是，他却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已。